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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不久，又进一步规定：“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
[121]即不问既往，不管是东林党还是阉党，是明官还是顺官，只要归附清朝就官复原职，甚至加官晋级。
例如冯铨列名魏忠贤阉党，崇祯时期革职为民，多尔衮入京后即以书征至，委任为内院大学士；陈名夏在大顺军进京后曾报名任职，清军入关后他逃回南方，却被南明弘光朝廷视为“从贼逆臣”
，要捉拿归案，他走投无路被迫重返北京投靠清廷，历任显官，一直做到大学士。
顺治初年，清吏部向朝廷请示，周伯达在明朝任陕西关西道，在大顺任甘肃巡抚；刘达原为明朝临汾知县，在大顺时期任两河巡按御史，究竟应按明朝官级还是按大顺官级授职，清廷决定按大顺所授较高官职录用。
[122]多尔衮还多次命降清汉官荐举人才，形成门生故旧相率入朝的局面。
自明朝中期以来，缙绅势力迅速膨胀，成为各地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多尔衮采取大包大揽，求“贤”
若渴的方针，就奠定清朝统治而言是最成功的一着。
顺治二年正月，“吏科都给事中朱徽奏言：去岁五六月间，人心甫定，引避者多，察署一空，班行落落。
及圣主御极（指元年十月福临在北京即位）以后，东西响应，多士云合”
[123]。
这段话颇能说明清廷在争取汉族官绅的支持下所取得的成效。
在经济上，清廷也实行维护官绅地主利益的政策，宣布凡被起义农民夺去的田产一律“归还本主”
[124]，甚至连“前朝勋戚赐田、己业，俱各照旧”
[125]。
多尔衮入京之初采取的措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汉族居民记忆犹新的清军三次深入内地屠杀掳掠的残暴形象，特别是对汉族文武官绅招徕有方，不仅迅速稳定了清廷在畿辅及其附近地区的统治，而且为此后征服全国奠定了基础。
（五）清廷定都北京，制定统一全国的方针
顺治元年五月到六月，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呈现为四分五裂的局面。
大致而言，清方控制着辽东、畿辅和山西大同、山东德州等地区，拥有最强盛的兵力，在政治和经济政策上也很少失误。
大顺政权管辖区包括整个西北和山西、河南、湖广的部分地区，军事力量仅次于清军，但在山海关至畿辅地区连续失利后，不仅元气大损，政治影响也一落千丈，各地官绅的叛乱严重地危及大顺政权的稳定。
以张献忠为首的大西军正处于收取四川的过程中，六月占领了重庆，军事力量虽很可观，但对全国局势的影响比较有限。
五月初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政权是明王朝的延续，它的统治区基本上包括了整个南部中国，所辖土地、人口在各股政治势力中是最大的，兵员数额也最多，特别是江南财赋之区都在它管辖之下；然而由于弘光政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比崇祯时期的明王朝更加腐败，文臣贪婪结党，武将跋扈殃民，早已丧失民心，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清廷在轻易地占领了北京及其附近地区之后，开初在总体战略上并没有定见。
个别满洲贵族甚至主张“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
。
多尔衮则以皇太极曾说过“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
为理由，不同意就此止步。
[126]不过，多尔衮设想的移都北京以图进取，究竟能进取到什么程度，也心中无底。
他的方针是“得寸则寸，得尺则尺”
[127]，并没有形成一统之规。
六月初一日，即多尔衮进入北京仅一个月后，发布文告说：“深痛尔明朝嫡胤无遗，势孤难立，用移我大清宅此北土。
厉兵秣马，必歼丑类，以清（靖）万邦。
……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
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恩，以惇睦邻之谊。”
[128]看来，多尔衮初期的意图是勾结南明，共平“流寇”
，实现南北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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