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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李自成在山海关一线部署了足以应变的精锐部队，必将有助于慑服吴三桂。
大顺政权若能对吴三桂及其家属安抚得当，消除其疑惧反侧之心，清、顺交锋的结果也可能不同。
一是关门要隘不致拱手洞开；二是关辽军队在明朝官军中比较强劲，又最了解辽东情况。
在清顺之间，关辽五万之众站在任何一方都将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
从战役的过程来看，大顺军同关辽兵已激战一昼夜，吴三桂部原额四万，经过两天搏战后仅剩一万[114]，大顺军兵力的消耗和疲惫可想而知；反观清军，不仅顺利入关，而且以逸待劳，凭借锐气方张的优势兵力，一举击败对手。
战役以清方取得全胜告终，正是大顺军领导人决策中一连串重大失误的必然结果。
山海关战役的意义还标志着：大顺军的历史使命从此由推翻明王朝转变为抗清斗争，清廷统治者梦寐以求的入主中原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以吴三桂为倡首在汉族官绅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拥清派。
这三点对清初历史的进程都是影响深远的。
（四）清军占领北京和畿辅地区
大顺军撤回北京以后李自成曾经考虑过据守北京，并且一度采取了责令军民火速拆除城外羊马墙及护城河旁房屋等备战措施。
但是，一两天之后，大顺军领导人决定主动放弃北京。
这是因为大顺军在北京及其附近地区短期内不可能集中一支足以固守待援的兵力，跟踪而来的清军一旦围城，大顺政权的核心人物和残兵败将将成瓮中之鳖；加上城内居民眼见大顺军败阵而回的狼狈状况，讹言四起，潜在的敌对势力也伺隙而动。
在这种形势下，李自成断然决定二十九日在北京举行即位典礼后，立即率部西撤。
离京前“分付阖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难”
[115]，同时下令放火焚毁明代宫殿和各门城楼。
大顺军撤退时，“城中扶老挈幼西奔者络绎不绝”
[116]，部分明朝降官也随军西行，表明大顺政权在当时尚有相当威望，城中官民对尔后局势的演变仍无定见。
清军旗开得胜之后，在山海关地区经过短暂的休整，即向北京进发。
四月三十日晚，多尔衮在蓟州获悉大顺军已经撤离北京，命令多铎、阿济格和吴三桂等带领精兵火速追击，目的是进一步重创大顺军，尽量截留被大顺军运走的财物。
他自己率领部分兵力于五月初二日进入北京，居住于劫后仅存的武英殿。
一个多月以前向李自成俯首称臣的明朝官僚大部分又故技重演，拜倒在爱新觉罗皇室之下。
五月八日，清军在庆都（今河北望都）城东追上大顺军。
李自成命蕲侯谷英率兵阻击，被清军击败，谷英阵亡。
接着，清军又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再次获胜。
大顺军在畿辅地区已无法立足，经井陉退入山西，留精兵扼守固关。
[117]追击的清军也在五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大顺军战败西撤、京师易手的消息传开后，畿辅、山东以及山西、河南部分地区的汉族官绅纷纷发动叛乱。
他们或是设计消灭大顺政权派驻当地的军队，或是擒杀大顺政权委任的官员，其中尤以遵化巡抚宋权（投降大顺后仍被委任为遵化节度使）、山西大同总兵姜瓖叛杀大顺军镇守该地的制将军张天琳、山东德州官绅联络附近州县发动的叛乱规模最大。
开初，他们因消息不确，以为大顺军是被忠于明室的吴三桂部打败的，往往以兴复明朝为号召，如姜瓖推明朝宗室枣强王朱鼎为主，德州等地官绅则奉明庆藩宗室朱帅为济王。
不久真相大白，他们就步吴三桂的后尘，正式拜表归降清朝。
多尔衮进关初期是比较谨慎的，遇事多听从范文程、洪承畴等汉族官僚的建议。
为了取得汉族官绅地主的支持，他以为明帝复仇讨贼相标榜，进京后的第三天就下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
着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
[118]鉴于明朝后期党争激烈，在京的明朝官僚绝大多数又投降过大顺政权“曾任伪官”
，多尔衮不失时机地广为招徕，入京之初就“大张榜示，与诸朝绅**涤前秽”
[119]，“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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