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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首当其冲的就是首席大学士和兵部尚书。
温体仁、周延儒辅政时间较长，联翩贬入《奸臣传》乃是势所必至。
李清曾经在崇祯、弘光两朝任给事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崇祯时，误国辅臣皆指周延儒、温体仁，误国枢臣皆指杨嗣昌、陈新甲。
然历数前后辅、枢，其智略优长，又推四人最。
盖将相乏材，故众口所诋，犹居然冠军。
此国事所以不支也。”
[275]他还谈到“体仁长于心计，凡阁中票拟，每遇刑名、钱粮、名姓之繁多，头绪之棼错，皆相顾攒眉；独体仁一览便了，从不以舛误驳政，故诸辅亦服其敏练。
但存心过刻，伏机甚深，又不敢逆鳞，其大病也”
[276]。
《明史·温体仁传》也说，“体仁辅政数年，念朝士多与为怨，不敢恣肆，用廉谨自结于上，升苞苴不入门”
，而“奸”
名的依据不过是“颂服将顺不暇”
[277]，看崇祯帝的眼色行事。
周延儒当政时，赞扬他的人相当多，朱由检采纳他的意见做了一些收揽人心的工作。
然而大局已难逆转，随着明王朝的急剧没落，周延儒失去了崇祯帝的信任，最后被赐死。
清朝赵翼评论道：“周延儒不过一庸相耳，以之入奸臣传，未免稍过。
其始入阁，未见有败检事，特以不由廷推而得，故谤议纷然。
其再出也，蠲逋赋，起废籍，抑中使，罢内操，救黄道周，颇多可称。
故王鸿绪明史传稿在列传中，而今列之奸臣者，崇祯十六年（清兵入畿内，延儒视师，一时物议沸腾，谓延儒得贿纵敌）……民间至演为卖国传奇，遂传遍天下。
故数十年中，延儒受人唾骂，较他相为尤甚。”
[278]总之，不在崇祯朝首席大学士中揪出两个奸臣，无法维护这位亡国之君的贤明形象。
至于温体仁、周延儒两人在崇祯诸臣中，甚至在明代各朝大学士中是否真的特别奸恶，从君权的观点看倒是无关紧要。
最后一名和严嵩一样备受后世责骂的“奸臣”
是马士英。
弘光立国一年毫无作为，清军南下立即土崩瓦解。
清朝不承认从朱由崧开始的南明诸帝的正统地位，贬之为“伪”
，指斥其人，无所顾忌。
但弘光朝廷兵多将广，毕竟管辖过半壁江山，何至于如此不堪一击？清廷以满洲八旗兵英勇善战也难自圆其说，比如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反清，攻取之地比弘光政权所辖要小得多，竟然支撑了八年之久。
于是，“马阮乱政”
成了最好的解释。
阮大铖降清本应入《清史·贰臣传》，但为铺垫马士英的奸恶，拉入马士英附传则出于政治需要。
历来的南明史籍都把马士英和史可法描绘成截然相反的脸谱。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弘光立国基础不稳在于藩镇拥兵自重，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责任者是史可法；藩镇既以“策立”
功优养于内地，史可法和马士英制定的基本国策就只能是“联虏平寇”
，这正是弘光一朝覆亡的基本原因。
史可法殉难于扬州；马士英在顺治二年至三年曾在浙江多次组织兵力渡钱塘江反攻杭州，最后兵败被清军擒杀。
以晚节论，他和史可法一样是殉难者，并没有投降清朝。
南明东林—复社人士出于偏见，编造他降清后因反复被杀，完全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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