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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被打入另册，众口一词说成明代著名“奸臣”
，同清修钦定《明史》有很大关系。
因此，有必要对《明史·奸臣传》做一番考察。
清朝统治者对撰修《明史》非常重视。
然而，他们的着眼点与其说是编纂前朝信史，毋宁说是首先为自己的政治利害考虑。
康熙皇帝为人相当聪明，他懂得自古无不亡之国，因此指示《明史》官臣特别要注意避免把明朝皇帝说得太坏，以免“本朝”
倾覆之后，史家秉笔直书，落个千古骂名。
[266]负责纂修《明史》的官员遵照这一旨意，尽量少写明朝皇帝的阴暗面。
可是，明代许多皇帝的暴虐或昏庸，毕竟难以全部掩盖；何况全写善政，又如何解释明朝的覆亡？经过绞尽脑汁想出的办法就是对明代皇帝的过失点到为止，把责任推到大臣、太监身上。
列名于《明史·奸臣传》的有胡惟庸、陈瑛、严嵩、周延儒、温体仁、马士英。
把这些人物同当时的政局联系起来考察，不难发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批替罪羊。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毫无疑问是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洪武一朝的善政颇多，但他的“猜忌好杀”
，也是不争的事实。
他扫平群雄、推翻元朝以后，深知得天下之不易。
为后世子孙计，大批屠杀功臣和稍有影响的官员，“胡党”
“蓝党”
“空印案”
“郭桓盗粮案”
乃其荦荦大者。
洪武十三年炮制的胡惟庸谋反案牵连被杀的多达三万余人，“胡党”
一案延绵到洪武二十三年，连早已不掌实权的太师李善长也因为在文武群臣中威望较高被处决。
胡惟庸的所谓谋反，本属子虚乌有。
右丞相汪广洋深知朱元璋刻毒寡恩，尽量少参与政事，却仍被朱元璋以“坐视废兴”
[267]为名处死；“胡案”
一发生，朱元璋就废中书省，把大都督府一分为五，证明编造“胡案”
的用意是集军国大权于皇帝一身。
这标志着明代专制主义集权达到顶峰。
胡惟庸和牵连被杀的大批文官武将是明初一大冤案，《明史》把胡惟庸列入《奸臣传》显然是为了给朱元璋开脱罪责。
[268]
朱棣以藩王起兵，夺取帝位。
文官武将在靖难之役中分化为两派：一派归顺朱棣；一派忠于建文帝。
朱棣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一方面采取了恩威并用方针，对投靠他的文官武将加官晋爵，大肆收买，杨士奇、杨荣、杨溥、夏元吉、蹇义、陈瑛等人从此飞黄腾达；另一方面则对建文忠臣尽屠戮之惨。
杨士奇等人后来被视为贤良大臣，而陈瑛却被列入《奸臣传》。
其实，就迎合新皇帝的旨意而言，陈瑛和杨士奇等人并没有多大区别，杨士奇参与重修、三修太祖实录，处处迎合永乐帝，甚至把坚贞不屈被诛十族的方孝孺也描绘成向朱棣“泥首乞命”
，后人直言不讳地说他“真是无耻”
！
陈瑛的不幸是他被委任为左都御史（按，先为左副都御史掌院事，后升左都御史，一直掌握都察院权力），直接主管纠劾异己，于是把他抛出来当作明成祖诛杀建文忠臣的替罪羊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
明中期（约自正统至隆庆）皇帝的昏庸、荒**、迷信越来越严重，国势日衰。
世宗在位45年，他受父亲兴献王朱祐杬的影响迷信道教，一味修玄，追求长生，长期不视朝，为人又刚愎自用。
在这样一位拒谏饰非、果于诛杀的皇帝统治下，文武群臣除了望风承旨，确实很难施展才能和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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