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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烛为《弇山堂别集》写的序言中就曾经说，王世贞“目击朝家掌故犁然有慨于心，不容不置一喙。
乃又以流祸隐忧，故自黼扆以至貂珰，美丑悉陈，无所衮钺，以俟夫后世君子，同心者易寻，吹毛者难见。
顾其中藏三尺之严，毫不可夺，不亦隐而直乎”
，点明了王世贞作史的用意。
为了著述当代国史，王世贞付出了大量的劳动。
他不仅从历朝实录和档案文书里抄录了大量史料，对于有助于考核和补缺的野史、家乘等无不兼收并蓄，还非常注意通过访问和朋友言谈采集有用的材料。
作为准备工作，他编出了几本资料书，主要有：《明野史汇》，一百卷；《皇明名臣琬琰录》，其中不仅搜罗了许多官僚的家乘，连“武弁、中珰之贵者与布衣之贤者”
也包括在内，数量是“人以千计，卷亦过百”
；《天言汇录》，是王世贞所抄明历朝皇帝的手诏和口谕。
此外，笔记体的史著尚有《国朝丛记》、《札记》、《觚不觚录》、《阉寺小纪》、《戚武梼杌》、《丁戊小识》（增益后改名为《弇山堂识小录》）、《少阳丛谈》等。
在收集、整理和考核材料的过程中，王世贞对史料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仔细地加以甄别，写成了《史乘考误》十一卷，前八卷是考二史（实录和野史）之失，后三卷考家乘之误。
在这样严实的基础上，王世贞才着手撰写一部纪传体的当代史。
到万历十六年（1588）左右，他已经年过六十，感到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庞大的任务已经不可能了，只好把自己在史学方面的著作加以整理，编成《弇山堂别集》一百卷[263]，交给金陵一个书贾刊刻成书。
但是，这部书并没有包括他的全部史学著作，甚至没有包括他最有价值的一些史学著作，如已经写成的世家、列传、志的稿件以及像《国朝丛记》这样重要的笔记体史著。
原因是这些著作中对统治集团指斥的地方很多，公开刊行可能引起麻烦。
在他去世以后，他的生前友好担心他的遗著散失，都主张汇集发刊问世。
最后经董复表整理，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刻成《弇州史料》一百卷，前集三十卷，后集七十卷。
[264]其中一部分如《皇明三述》《史乘考误》同《弇山堂别集》相重复，其余大多数是《别集》中没有刊行过的。
王世贞著述当代国史，成一家之言的抱负虽然没有实现，但他几十年辛勤劳动的成果仍然非常可观。
他所搜集、整理、考核的材料给后人研究明史以很大的方便。
他写成的一些世家列传的稿件也在不同程度上为后来纂修《明史》的人所继承。
只要拿他的成品同清代明史馆所修《明史》对读，可以发现清修《明史》虽几经易手，仍然有不少地方采用了王世贞的遗稿。
例如李善长等人的传记不仅在取材和编排上基本沿用了王世贞的文稿，许多地方连文字也一样，因袭的痕迹非常明显。
他所编纂的志和专题考证也为《明史》的表和部分志的修撰奠定了基础。
这说明王世贞实际上是纪传体明史的开创者。
清修《明史》经过许多人长期劳动方才写成，而王世贞筚路蓝缕之功当然不能抹杀。
如果拿清修《明史》来和王世贞的史稿做个比较，那么，在完整性、体例的严整以及用词的简练等方面，《明史》固然有它的长处；但就思想性而言，清修《明史》就比王世贞的遗稿倒退了一步，主要表现在王世贞对统治集团的揭露和指斥较多，而《明史》则掩饰多于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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