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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贞为什么要立志写一部当代史呢？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同明代史学状况有关；二是他本人的重今思想。
同历代相比，明代的史学是略逊一筹的。
朝廷除实录外别无国史，历朝实录不仅在编纂上有很多掩回的地方，而且由于它是金匮石室之藏，外人难以看到。
而私家命笔又往往道听途说，蓄意猎奇，以致谬误百出。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明人学无根柢，而最好著书，尤好作私史”
，就是指的这种情况。
王世贞对此深有感触，不满于史事的缺略和失实。
在《国史对策》一文中，他写道：
夫明兴其治统政化人才卓然越百世，而于史抑何湮略弗振也？夫金匮石室之，度非草茅所与闻，然往往传之荐绅云。
革除靖难之际，其笔不能无曲与讳也，输款而美其知义，抗节而诬其乞哀。
乃至英宪孝之际，秉如椽者陈庐陵（陈文）、刘博野（刘健）、焦泌阳（焦芳）之辈，往往鸱张其臆，一人而代各贤否，一事而人各是非，甚或责阙供于仁孝之里，诋掠金于戡定之臣，将何所取衷哉？野史亡虑数十百家，其在朝者修隙而灭其公是，逞己而欺其独非；在野者剽一时之耳而遂为目，信它人之舌而用为笔，则又不可信也。
家乘稍具生平世系、迁转履历而已，要之罔非谀墓者，改事之非而称是，略人之美而归己，则又不可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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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弇山堂识小录》序言里，他又一次指责了实录、野史、家乘的不足信，表达了自己有意于创作一部当代信史的愿望：
故事山陵毕，下翰林臣修实录。
已上，取稿焚之，其稿固称焚，往往流传人间，然不过举诸曹之故牍，而翰林先生以意纡是非者踵相接也。
诸琬琰所载谀墓之辞亡非贤者，大要以位或子孙差高下耳。
而稗官小乘类出迁人畸畯手，修怨之音与耳传之半之，舜纂尹诛何以异于齐东之野、汲之冢也。
然则天下遂无史哉！
余谬不自量，冀欲有所论著成一家言，卒卒未果。
王世贞的立志撰修当代史还同他的重今思想有密切关系。
在古与今的关系上，他认为博古是为了通今，反对那种食古不化的腐儒。
他说：“夫士能博古固善，其弗通于今也，古则何有？我以古而诮人，人亦以今而诮我，其失究同也。
今夫夏敦商彝，牺尊兽壘，窾识奥奇，文画深巧，天下之瑰器也，以烹以盛则不若敝釜瓦缶之便。
何者？适于用也。
由古道无变今俗，然则通今之士可少哉！”
正因为他对古与今的关系有比较正确的认识，才能够勇于以国史自任，通过当代史事的叙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生活在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的王世贞，亲眼看到整个封建统治的日趋腐败，明王朝统治力量的江河日下使他触目惊心。
他汲取孔子“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
的意思，想通过著作当代史对时事加以针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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