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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贵直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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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们谈到了王世贞立志撰修国史的主要目的是纠正实录、野史、家乘的失实，希望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写出一部当代信史。
王世贞对统治集团的专横凶残、荒**无耻和内部的钩心斗角做了深刻的揭露，揭发这些阴暗面却是为他的改良主义政治观服务，目的在于使统治得以继续维持下去。
尽管如此，王世贞的据事直书仍然值得我们批判地继承，通过他的劳动，整理和考核了大量史料，使我们更容易接近历史真相。
王世贞继承了我国史料直笔的传统，在大量收集史料的同时进行了严肃的鉴别。
近人陈寅恪先生说：“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
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修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
这类弊病和补救之道，王世贞早已做了透彻的说明。
在《史乘考误》的前言中，他对实录、野史和家乘的缺点曾经下过这样一个评语：“国史之失职者未有甚于我朝者也。
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臣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陈牍而已，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
是故无所考而不得书，国忸衮阙则有所避而不敢书，而其甚者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
史失求诸野乎？然而野史之弊三：一曰挟郄而多诬，其著人非能称公平贤者，寄雌黄于睚眦，若《双溪杂记》《琐缀录》之类是也；二曰轻听而多舛，其人生长闾阎间，不复知县官事，谬闻而遂述之，若《枝山野记》《翦野胜记》之类是也；三曰好怪而多诞，或创为幽异可愕以媚其人之好，不核而遂书之，若《客座新闻》《庚己编》之类是也。
无已，求之家乘铭状乎？此谀枯骨谒金言耳。”
在指出这三类史籍的缺点之后，王世贞也肯定了它们的作用：“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典章、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
只要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取长避短，是可以弄清历史的真相的。
他自己写的历史著作特别注意实事求是，不夸大，不缩小，把涉及的历史事实原原本本地写出来。
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史学家要如实地写作本朝历史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他既要忠于事实，就不免触犯统治者的忌讳，有被加上“大不敬”
罪名，身遭屠戮、书被禁毁的危险。
因此，在封建君主的**威之下，正直的史学家要想写出一部本朝信史，不仅需要具备正视事实的勇敢精神，而且需要掌握巧妙的表现手法。
王世贞就是基本符合这种条件的史学家。
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恶性发展，明代最高统治者的滥施**威和失德败度都特别引人注目。
王世贞对此是持批判态度的。
他为了把君主们和御用学者们竭力掩盖的历史场面记录下来，采取了不同的表达方法。
对于一些不言自明的事件，他只是据事转录，不做任何评论，让读者自己去思索。
例如，在《国朝丛记》中有“进表笺儒学官以诖误诛”
一则，记载了洪武年间各地儒学官员代府县官起草表笺时用了“建中作则”
“藻饰太平”
“体乾法坤”
“遥瞻帝扉”
“拜望青门”
“圣德在秋”
“永绍亿年”
“天下有道”
“式君父以班爵禄”
等文句，就一个个人头落地。
表面上作者只是客观地叙述，没有附加自己的意见；然而他把这类被太祖实录讳避的事实和盘托出，实际上就揭露了洪武年间大兴“文字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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