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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靖难之役和高煦叛乱以后,朝廷为防止宗藩作乱,在政治上严加管束。
即如《明史·诸王传》卷末赞语所云:“有明诸藩……徒拥虚名,坐糜厚禄,贤才不自见,知勇无所设施。
防闲过峻,法制日增;出城省墓,请而后许;二王不得相见。
藩禁严密一至于此。”
[202]张岱说得更有意思:“我明自靖难之后,待宗室其制愈严愈刻。
在诸王之中乐善好学者固百不得一,而即有好饮醇酒,近妇人,便称贤王,遂加奖励矣。”
[203]宗室们失去了政治上发展的机会,又不准从事士农工商各业,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多生孩子,增加禄赐。
孝宗弘治五年(1492)八月山西巡抚杨澄等奏言:晋府的庆成王朱钟镒子女九十四人、孙百六十三人,“恐其中有收养异姓之弊……并乞下各郡王以下定妾媵之数”
。
经过礼部查勘,朱钟镒的子女“俱王妃、夫人并宫人、室女所生,别无违碍”
。
然而考虑到政府为他这一府郡王每年支付的禄米竟在十万石以上,超过国初的十个亲王,朝廷也不免为之震惊。
于是特别下令自今以后郡王自正妃外,妾媵不得过四人,将军不得过三人,中尉不得过二人。
[204]这是明政府着手限制宗室人数的第一步措施。
然而,这种限制并不能收到多大效果。
嘉靖年间宗室禄养问题日益严重,詹事霍韬在八年二月疏中说“宗室日广,禄费不给”
,建议召集大臣熟计善后之策。
[205]同年四月礼部尚书梁封在疏中谈到王府禄米问题时也说“若不早为议处,委难善图其后”
[206]。
此后上言者纷至沓来。
嘉靖三十二年(1553)礼部尚书欧阳德上言“岁计京储四百万,而各府禄粮八百五十三万”
[207]。
朝廷仍然迁延不决。
嘉靖四十一年代府的一位奉国将军上言:“宗禄积逋,臣数日一食,艰难万状。
有年踰(逾)三十不婚,暴露十年不葬。
或行乞市井,或佣作民间,或流移他乡,或饥死道路。
名虽宗室,苦甚穷民。
请有司催补逋禄,使父母妻子得沾一饱,冒罪亦所甘心。”
[208]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林润在奏疏中就宗室禄米问题的全面情况大声疾呼说:“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禄廪。
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
以山西而言,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而宗禄三百十二万;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
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故自郡王以上犹得厚享,将军以下多不能自存,饥寒困辱势所必至,常号呼道路,聚诟有司,守土之臣每惧生变。
夫赋不可增,而宗室日益蕃衍,可不为寒心。
宜令大臣科道集议于朝,且谕诸王以势穷弊极,不得不通变之意。”
[209]林润的上疏充分地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朝廷不得不采取对策了。
嘉靖皇帝朱厚熜指示礼部集议寻求变通办法。
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李春芳遵旨“通行各王府从长计议”
。
由于这件事情直接影响到宗室们的收入,各王府普遍反应冷淡。
只有周府南陵王奏请设立宗学,以便宗室子弟习举子业,并准许他们参加科试,及第得官者即可以官俸代替宗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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