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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历史功绩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沉重地打击了地主豪绅势力,为大面积地改变土地占有关系奠定了基础;二是在抗清斗争中他们的部将多次狠煞了清军的威风,使清廷统治者多少认识到了蕴藏在汉族和西南少数民族中的雄伟力量,被迫采取一些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的措施。
历史早已表明,即使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环境中的人物,都各自具有本身的特色。
李自成和张献忠也不例外。
从家庭状况来说,这两位杰出人物都出身于社会的下层。
李自成的家境可能更穷一些,参加起义以前大概没有受过教育,直到他所领导的起义军有了较大发展,一些落魄文人开始投入他的队伍以后,他才忙中偷闲学了一点文化历史知识。
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他本人撰写的文献,流传的所谓李自成的诗句大抵都是出自后人的假托。
张献忠曾经自称“咱是斯文一气,老子学而未成”
。
他写过一些诗文,最长的据说是《御制万言策》,“历评古代帝王,以西楚霸王为第一”
。
目前所能见到的“圣谕”
碑:“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和少数其他诗文,思想境界如何固然可以讨论,但确是他的作品。
同文化水平稍有差异相关的是,李自成为弥补自己的不足,对知识分子比较重视,但也由于本身文化水平不高而不大善于甄别选用人才,他对走江湖占卜算卦的宋献策那样信用,尊为军师,就颇能说明问题。
而张献忠对文人有时抱藐视态度,据说他曾讲过“文官还怕没人做吗”
之类的话,四川士子遭到滥杀的很不少。
作为军事指挥家来说,李、张相同的地方很多,比如治军严,令出如山;作战时英勇顽强,甚至在部队发展到几十万人的时候,遇有重大战役他们也往往亲临前线,躬冒矢石。
李自成、张献忠牺牲时部下将士都在十万以上,按常情保卫领导人脱离险境是毫无问题的,然而都遭不测,这同他们长期养成的身先士卒的战斗风格有密切关系。
稍有不同的是,李自成在做出重大决策时往往注意听取部将和参谋人员的意见,择善而从;张献忠本人才气横溢,大主意自己拿,不大理会部将的建议。
在用人上,张献忠选拔人才确有过人之处。
他从一群毛孩子当中培养出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员大将,都可以说是一时将帅之选。
张献忠遇难后大西军能够有条不紊地撤退,并且在后来成为南明永历朝廷的擎天大柱,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张献忠慧眼识俊杰。
在这方面李自成就略逊一筹,他手下的两员级别最高的将领,刘宗敏骁勇敢战,却缺少大将必备的谋略;田见秀不仅从未立下赫赫战功,而且一到关键时刻就发生动摇,最后降清被杀,结局很不光彩。
李自成牺牲以后,大顺军仍有数十万众,除了他的侄儿李过、妻弟高一功等人坚定不移以外,其他部将动摇叛变、自行其是的很不少,始终没有重新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核心。
这固然同李自成遇害时尚在壮年未安排继承人有关,但他选拔的将帅德才参差不齐也是个明显的事实。
就性格而言,李自成朴实浑厚,老成持重;张献忠则豪放不羁,易于冲动。
这种差异虽然并不足以影响历史发展的进程,却在许多具体事件上打下了各自的烙印,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上展现了风格独异的画面。
李自成和张献忠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明末农民反对压迫的斗争。
他们在斗争中提出和实行的三年免粮、追赃助饷、查还官绅地主霸占的田土、平买平卖以及屯田等口号和措施,体现了当时广大贫苦群众的迫切要求,把古代农民战争推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他们不愧是我国封建社会里最杰出的农民革命英雄。
然而,时代却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代表新的生产方式,也就不可能跳出封建制度的藩篱。
从李自成、张献忠建立的政权来观察,直到被地主阶级摧毁之日,虽然在主导方面仍然是维护农民利益的,封建的色彩却越来越浓厚。
这就说明,无论是满洲贵族还是李自成、张献忠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封建制度仍将延续下去。
区别仅在于为实现全国统一而付出的代价多少,新王朝实行的政策在加速或延缓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上会有所不同而已。
(原载于《文史知识》1985年9月,第86—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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