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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与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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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史家的笔下，张献忠大概是被歪曲得最厉害的一位历史人物。
为了给这位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抹黑，他们不仅编造了大西军在四川杀人六万万的弥天大谎，而且竭力渲染张献忠仇视文人，把1645年在成都处死士子事件说成大西军的一种普遍性做法。
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张献忠同知识分子的关系究竟如何？成都处死应试士子事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还是体现了张献忠敌视知识分子的一贯政策？本文想就这个问题谈点粗浅看法。
由于张献忠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涉及的面相当广，实际情况又非常复杂，加以个人见识有限，不妥的地方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指正。
一
在我国历史上的各次农民起义里，常常有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参加进去，为起义农民出谋划策，甚至成为起义军的重要领导成员。
明末农民战争也是这样。
早在起义爆发的初期，就有一位出身贫寒的知识分子——点灯子被逼上梁山，成了一支起义军的首领人物。
这以后，也常可以看到在某些起义军领导人的左右设置军师和文书之类人员的记载。
然而，真正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并且有意识地吸收封建文人参加起义军，则是从张献忠开始的。
[1]
我们知道，参加明末农民战争的基本群众及其领袖人物主要是破产农民、饥军、驿卒、矿徒等手工业者，他们在封建统治下处于社会的底层，几乎完全被剥夺了学习文化知识的权利。
到农民起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必然需要具有文化历史知识、熟悉典章制度的知识分子参加进来，替农民军起草文稿，贡献谋略，制定规章。
另外，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并不是铁板一块，由于明王朝吏治的日益腐败，贿赂公行，许多社会地位较低的封建文人虽然苦读寒窗却无法凭胸中才学博得进身之阶。
他们在明王朝统治下处于受压制的地位。
农民军兵锋所至，**污涤秽，使他们看到了改变自身地位的希望。
因此，尽管在阶级地位上和思想方法上这些封建文人同起义农民有很大的距离，但要求改变腐败的政治局面却使他们有联合起来的可能。
张献忠正是较早地看到了这种需要和可能，在吸收知识分子的问题上走在其他各支起义军的前面。
早在崇祯十一年初张献忠部到达谷城的时候，应城生员潘独鳌和谷城生员徐以显就成了张献忠的重要谋士。
史籍记载，“诸生徐以显一见如故，教以孙吴兵法”
。
徐以显和该县举人王秉真还给明政府负责剿抚事务的总理熊文灿具牒，“以百口保献忠归命无他心”
。
同时，又为张献忠出谋划策，“乞职衔，索月饷，且请渑（池）、陕（州）、卢（氏）、灵（宝）、阌（乡）五州县屯马步兵六千”
。
当明政府官僚有的向张献忠勒索重贿，有的杀气腾腾地主张乘机围歼起义军的时候，张献忠“日夜与潘独鳌、徐以显为变”
，“军机进止两人实与共谋”
。
[2]这就表明，一部分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张献忠谷城受抚期间起了掩护起义军的作用，而且是重新举起义旗的主要策划人。
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在湖北谷城和房县的再度起义，使明朝廷画地为牢的抚局全盘破产，对于明末农民战争进入新的**是个有力的推动。
这一震动全国的事件，使明王朝最高统治者大为恼火，他们认定张献忠是破坏抚局的罪魁祸首，必欲杀之而后快。
这年八月，崇祯皇帝朱由检派出亲信大臣杨嗣昌出马督师，行前特别密谕杨嗣昌要集中力量围歼张献忠部起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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