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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之所以选择了明清之际的史事撰写《甲申三百年祭》，可以说是时代的需要。
他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刻，浮想联翩。
他看到人民革命越是接近胜利，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居功骄傲，不要“纷纷然，昏昏然”
，对残存和潜在的敌人失去警惕。
他想到了团结的重要，既要保持革命队伍自身的一致，又要争取尽可能多的同盟者。
作者出于这种同人民革命事业休戚相关的感情，在百务繁忙之中抽出时间研究大顺农民军革命成败的原因，总结历史教训，终于赶在大顺军攻占北京三百周年的前夕，写出了纸贵洛阳的篇章。
文章发表于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便立即遭到国民党《中央日报》的抨击，事情本身就说明这篇著作是同一种什么“土壤”
联系在一起的。
文以载道，郭老如椽之笔把深邃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结合起来，一扫枯燥说教的陈腐气息，文章很自然地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它被毛泽东同志推荐为整风文献，无疑进一步扩大了影响。
这种影响是好是坏，历史早已做出定评，对于绝大多数当时和后来的读者是不存在异议的。
随着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甲申三百年祭》也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成了脍炙人口的一篇史学名文。
简单回顾文章撰写和流传的经过，希望有助于认识和回答雪垠同志所说的“特殊土壤”
。
史学有它自身发展的传统。
但是，我们也毫不讳言任何一部史籍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它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产生，又反过来为作者所选择的政治服务的。
《甲申三百年祭》是时代的产物，又为推动历史前进做出了贡献。
这正是它的优点。
史学的科学性，首先在于揭示隐藏在历史现象背后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现实斗争。
郭老的文章在这方面有鲜明的体现。
雪垠同志借口文章同政治的关系密切，却不正面分析这里谈的是什么政治，就在“特殊土壤”
的晦涩言辞下加以批判，这是我们难以同意的。
在姚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出现“过分将政治同学术混在一起”
的倾向，错误地把学术问题生拉硬扯地说成政治问题。
这种情况确实存在过，无疑应当引为鉴戒，避免别有用心的人物再次兴风作浪。
问题是我们现在是否需要为了表示“纠偏”
，就把过去一切同政治有联系的史学著作统统视为“特殊土壤的产物”
而加以鄙弃呢？从此钻进象牙之塔为历史而历史呢？显然，走向这个极端也是不正确的。
人们记得，雪垠同志在1977年写的《李自成》第一卷重版前言里，把自己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同当时的政治也是挂得十分紧密的，给予人们的印象似乎是他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结果，都是一发发射向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炮弹。
特别是雪垠同志写了一大段文字叙述自己如何争取和得到毛泽东同志的关怀和支持，使名噪一时的长篇历史小说的写作和出版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我想，雪垠同志绝不会因此就把自己的《李自成》也列入应当否定的“特殊土壤”
的产物之列吧？这件事例至少说明对于学术文化成果曾经得到政治上的支持而表示深恶痛绝是没有道理的。
谈到这里，雪垠同志可能会争辩说（他的大作中实际上已经阐述得够多了），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是谬误百出的“糟粕”
，只是由于周恩来同志支持于前，毛泽东同志推荐于后，才被树成了“权威性的史学著作”
；而自己的著作在方法上是“科学的”
，“在态度上是严肃的”
，得到毛泽东同志的支持自应另作别论。
换句话说，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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