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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我们也就从学术的角度来做一点探讨。
先谈《甲申三百年祭》。
上文已经指出，郭老学识渊博，但他的专长不在明史，主要是在先秦方面。
《甲申三百年祭》不是郭老长期潜心研究的学术结晶，这是事实；再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作者有很大可能未查阅大量文献并且对涉及的史实进行精确考证。
因此，文中涉及的有些史实存在某些疏误，这本来是在所难免的。
如果不带偏见，那就应当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在我国史学界，对于包括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在内的人民革命史认真地加以研究，基本上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提上日程的。
经过史学界和业余爱好者30年来的探讨，发掘了大量史料，分析和辨伪能力大大提高了，在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了较大进展。
如果有什么人借助于学术界几十年共同努力才取得的成果，去嘲弄开创者早期作品的不足和某些失误，显示自己的高明，那就很难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吧！
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甲申三百年祭》在学术上依然是一篇史学名文，它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作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史籍中被斥之为“盗”
“贼”
“寇”
的农民起义充满着同情，对当时的反动统治者做了无情的鞭挞，这和四十年代中期史学领域里的同类著作相比，无疑要高出一头。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它为后来进行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开了先河，许多史学界的同志都或多或少地从这篇名文中获得了教益。
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2]评价《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作者的历史地位，需要的正是这种态度。
史学界的许多同志虽然认为《甲申三百年祭》是四十年代在马克思主义光辉照耀下结出的一个丰硕果实，但并没有人把它看成终极真理。
我还是在姚雪垠同志的这篇大作里，才第一次看到《甲申三百年祭》被封成了不准越雷池一步的“权威性史学著作”
。
像这种把自己想要推倒的对象先抬起来然后重重地摔下去的做法，应该说是同作者所标榜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的精神是不相符的。
“长江万里，何能不千里一曲？”
古往今来探索真理的人们，包括各个领域内的大师们，错误总是难免的。
开创的东西大抵都不够完善，后进者理应继承前人的成果，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把事业推向新的水平。
用轻薄的语调评论前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取的态度。
特别是当这些大师业已结束自己的劳动，长眠安息，不再能够对牵涉自己的问题做出说明和表态的时候，评论更应当力求合情合理。
像雪垠同志这样一面自列门墙，引为知己，一面深文周纳，愤激之情溢于言表，往往不能自已，目的在于把郭老一篇影响比较大的、也是写得比较好的著作全盘否定，这种做法无论如何不能使人心服。
时至今日，随着历史科学的发展，《甲申三百年祭》的部分论据和某些提法已经显得比较陈旧，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地丰富和弥补了它的不足。
尽管如此，郭老这篇著作的基本观点仍然是正确的，文中痛切地指出的一个以革命为宗旨的社会集团在胜利的情况下要防止骄傲的历史经验，直到目前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
《甲申三百年祭》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它作为一篇有思想、有文采的史学名文必将流传下去。
它一定还将拥有广泛的读者，也一定还会受到应得的赞扬。
郭老的治学领域很广，有些方面成就很高，有些方面薄弱一些，他的学术见解有些很精辟，有些则不免失之偏颇。
但就总的方面来看，郭老的治学态度是相当严肃的。
他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却从不自满。
偶有失误，一经别人指出，总是很快地改正，确有虚怀若谷的风格。
仅以《甲申三百年祭》为例，这本小册子早已成了享有盛誉的作品，但是郭老并没有故步自封，每逢别人提出合理的批评意见都虚心接受。
1955年湖北通城县根据《明史》等书的记载误以为李自成牺牲在本县，修建了李自成墓供后人景仰，郭老曾为之题词。
不久，《历史教学》发表考证文章指出“通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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