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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刘文秀担心内变，一面加强同清方接境地区的防务，一面针对孙可望周围一些谄媚之徒所造的“天命在秦”
[50]的舆论加以“验证”
，也许他有点迷信，也许他是借鬼神以设教。
总之一句话，孙可望热衷于皇帝梦的时候，他不能出征。
六月，孙可望回到贵阳，禅位礼暂时没有举行，刘文秀仍然放不下心。
大概是在孙可望催促之下，七月初六日“大招讨刘文秀择日出师，由平越道，屯于天柱（今贵州省天柱县，与湖南接境）”
[51]。
这以后半年里，刘文秀毫无挥军入楚之意。
孙可望同李定国、刘文秀之间的矛盾在永历朝廷里成了公开的秘密。
《存信编》卷五记载，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二月，“抚南王刘文秀驻川南”
。
同月二十二日，“简讨朱全古兼兵科给事中视师海上。
先是，甲午秋文安之密与全古曰：‘刘、李之交必合，众志皆与孙离，但未知事机得失如何也。
我当以冬还蜀，君可以春还吴楚上下流观察形势，各靖其志，无蹈危殆。
’安之寻遁入郝（摇旗）、李（来亨）营中，可望追之不得。
是年春，海上有警，行营吏部尚书范鑛请遣使宣谕姚志卓，遂命全古。
全古还吴，转渡江，由海门至前山洲，志卓已卒。
全古宣敕拜奠。
丁酉，入楚报命”
。
概括起来说，1654年南明高层人士策划的南线会师广东计划和北线会师长江计划都是切实可行的。
没有取得预期战略效果的原因在于未能东西配合。
南线是郑成功另有自己的算盘，不肯真心实意同李定国会师，共襄恢复大业。
北线是孙可望虽然做了正确的决策，但他的图谋篡位使受命为“大招讨都督诸军”
的刘文秀有后顾之忧，不敢带领重兵东下。
军事上常讲：胜负之机，间不容发。
1654年南北线会师的两场决定明清战局的重大战略部署，都是因为计划中负有关键使命的某一方拖延数月以至一年以上，战机全失，终至不可收拾。
到1655年（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五月，刘文秀大概是根据当时情况判断永历朝廷的象征性地位暂时不至于受到重大威胁，才同卢明臣、冯双礼等带领军队由贵州入湖南，进攻常德，准备入江东下（按：《清世祖实录》记刘文秀部水陆兵进攻常德和岳州）。
然而，这时敌情已发生变化，不仅洪承畴调集的汉军得到了加强，在湖南站住了脚，而且清廷在洪承畴一再呼吁下已经派陈泰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率领满洲八旗兵南下湖广。
由于刘文秀部署失当，在夏季水涨之时乘船的前锋卢明臣部孤军深入，同陆路主力失去联系，被清军歼灭。
刘文秀无心恋战，退回贵州，再一次被孙可望解除兵权，发回昆明闲住。
刘文秀常德之战是会师长江之役的一个过时的行动，兵力虽多达六万，却以损兵折将告终。
只是因为它同上年计划中的会师长江计划有关，不能不简略提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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