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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郑成功与“三入长江”
之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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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一部分引用的多种史籍常说张名振、张煌言等人的“三入长江”
是奉郑成功之命，或者说张名振等率领郑成功提供的两万名军队，粮食三月（或三艘），战船二百艘，等等。
更有甚者，干脆说张名振是同郑成功所遣忠靖伯陈辉等“一齐进入长江”
。
这些记载大抵出自亲郑文人的笔下，或者系作者不察，以讹传讹。
首先，应当清楚郑成功在“遥奉”
永历帝以前是拥唐派，张名振、张煌言是拥鲁派。
浙东和福建被清军占领之后，隆武帝在汀州被俘杀，鲁监国逃于海上，郑氏集团的首脑郑芝龙被清方骗到北京软禁，其部众分化为三：一部分投降清军跟着佟养甲、李成栋去打广东，如武毅伯施福，总兵施琅、黄廷等人；一部分以建国公郑彩为首转而拥戴鲁监国，实际上是效法郑芝龙挟天子以令诸侯；郑鸿逵、郑成功叔侄则继续扯起隆武旗号，在闽粤接境的沿海地区割据自雄。
1651年（清顺治八年）舟山失守，鲁监国在张名振等部舟师保护下南下金门，这里已是郑成功的地盘。
郑成功确有把鲁监国作为一个藩王供养起来、趁机改编张名振等人的军队的想法；但他的企图显然遭到张名振和其他鲁监国旧臣的反对，由于大敌当前，火并不是办法，好在双方都支持西南的永历皇帝，保持一种联合大于摩擦的同盟关系。
亲郑史籍按照郑成功的意图把张名振、张煌言等人说成郑氏部将，并不正确。
只要认真读一下张煌言、徐孚远等人的集子，不难看出他们对郑成功采取一种尊重和批判的态度，他们只承认自己是鲁监国和永历皇帝的臣子，而不是“国姓爷”
藩下文官武将。
自然，由于郑成功兵多爵高（后来永历帝加封郑成功为漳国公，位在定西侯张名振之上），这种同盟带有一点依存关系。
但是，如果把这种依附关系夸张过大就将成为谬误。
典型的例子是顺治十年到十一年郑成功同清方的“和谈”
，张名振等人就根本不赞成。
[52]郑成功也以张名振为挡箭牌拒绝清方要求剃头的条件。
郑、张之间的关系在清方档案中也有明确的反映，如顺治十二年浙闽总督佟代残题本中说：“浙有张名振，闽有郑成功，恶比穷奇，势成犄角。”
[53]把张、郑并提，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其次，张名振、张煌言“三入长江”
之役几乎同郑成功没有多大关系。
他们带的军队主要是自己的旧部（即原鲁监国的部分军队），到崇明沙洲会合了姚志卓、刘孔昭等人召集的一部分武装。
正月初入长江，三月至四月二入长江，郑成功的嫡系部队集中在福建沿海，根本没有参加。
顺治十一年五月江宁巡抚周国佐揭帖中说：“夫洋逆张名振以十余年之积寇，舡近千艘，众约二万余人，且日事舟楫，久狎波涛。”
[54]某些史籍把张名振描写成“光杆司令”
，没有多少军队，向郑成功乞得兵员二万，才勉成北征之举，这是严重违反事实的。
1648年（顺治五年、鲁监国三年）十一月鲁监国移驻舟山时，晋升张名振为定西侯，其部下将领有“定西水师总兵张晋爵、叶有臣、朱鼎臣、方简俱挂印；马龙、顾忠、罗蕴章、鲍国祥、郑麟俱总兵；陆师焦文玉……晋总兵，史文龙、王有才、马泰、熊梦熙、杨复葵俱总兵，李英杰、林世杰、李化龙、任麟俱都督佥事，方刚、厉象乾、周鸣凤、周昉、赵贤等六十余人俱副将”
[55]。
这还不包括次年被他合并的定西伯王朝先部将。
1651年（顺治八年）清军攻占舟山，负责留守的阮进等部顽强抵抗，损失很大，其中虽有张名振的一部兵将，如跳城出降的金允彦就是张名振的中军（第一节引文中多次提及“获叛者金允彦，磔之”
，即此人）；但张名振、张煌言分别统率主力出海南北牵制，结果基地虽失，实力尚存。
顺治十三年九月顾忠、王有才率部至松江府降清时有大小沙船七十余只，兵丁一千七百八十一名，携带的装备有大小铳炮三百八十九位，三眼枪八十一门，火箭、火罐、喷筒三百四十二件，其他刀枪器械二千余件[56]，兵员、船只，特别是配备的铳炮火药数量相当可观。
马龙在顺治十五年十一月曾率部参加郑成功攻克浙江盘石卫的战役，次年五月初六日随郑成功、张煌言北征时在浙江嘉兴降清[57]。
顾忠、马龙、王有才三人只是张名振麾下的二等将领，由此可证1654年时张名振部实力相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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