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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历史已经证明，孙李之间的矛盾是孙可望一手造成的。
只是在朱由榔、李定国、刘文秀都遭到孙可望的压抑的情况下，才出现了摆脱孙可望个人专权跋扈的共同愿望。
永历帝的联络李定国诚然是秘密进行的，但出现这种不正常的现象责任显然在于孙可望。
此事经马吉翔告密之后，孙可望不仅不自加检点，反而深恨朱由榔，派出兵员把参与密谋的大学士吴贞毓等逮捕处死，制造了“十八先生案”
。
他明知朱由榔已无尺寸之地，在奏疏中不留余地地说：“人或谓臣欲挟天子令诸侯，不知彼时天子尚有诸侯，诸侯亦尚知有天子，今天子已不能自令，臣更挟天子之令以令何地？以令何人？”
[130]又说：“如皇上以安隆僻隅，钱粮不敷，欲移幸外地，唯所睿断。
自当备办夫马钱粮，护送驾行，断不敢阻，以蒙要挟之名。”
[131]这委实是欺人太甚了，难怪永历帝常说孙可望“无人臣礼”
，为之凄然泪下。
孙可望的专横跋扈，不仅在忠于朱明王朝的汉族官绅中引起强烈反感，也加深了大西军内部的摩擦。
李定国、刘文秀等大西军高级将领着眼于大局，坚持联明抗清的政策，他们不愿意把神圣的抗清事业变成为孙可望打天下。
政策上和宗旨上的根本分歧，终于导致了大西军的分裂。
1655年，李定国从广东败退途中，按照预先密约，向安龙急速行进。
这时，孙可望唯恐永历帝脱出自己的掌握，派白文选等人去安龙迫使朱由榔迁往贵阳。
可是，白文选并不赞成孙可望的所作所为，故意拖延搬迁事宜。
1656年（顺治十三年），李定国率部到达安龙，立即同永历帝商定了入滇之计。
这一方针在白文选和留守云南的刘文秀的支持下终于顺利地实现了，从而形成了孙可望据守贵州同李定国、刘文秀拥戴的永历朝廷相对峙的局面。
语云：鹬蚌相持，渔翁得利。
大西军的分裂，只是给清廷带来了可乘之机，李定国为了慑服孙可望布置在云南的腹心将领，不得不把自己有限的主力带进云南，结果是他长期经营的广西转眼之间就被清军占领，他留下的部将阳春伯李先芳也因兵力不敌被清军俘杀。
[132]从此大西军丧失了东进的一块重要基地，同东南沿海的抗清义师郑成功会合的可能性更加渺茫了。
更重要的是，掌握着大西军主力的孙可望竟不顾清军的步步进逼，把注意力转向李定国等人所在的云南。
这种兄弟阋墙的局面，使热火朝天的抗清斗争急转直下。
清初冯甦说过：“予以辛丑（顺治十八年）至滇。
滇中人言：‘可望善治国，定国能用兵。
’使其同心协力，西南之功或未有艾，而乃彼此相攻，卒至摧败。”
[133]黄宗羲更无限感慨地评论道：“逮夫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战，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戊午（四十六年）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
功垂成而物败之，可望之肉其足食乎！
屈原所以呵壁而问天也。”
[134]永历帝到达昆明以后，曾经试图缓和同孙可望的矛盾，派白文选等为使者前往贵阳劝说孙可望，临行前面谕曰：“卿其善道朕意，俾两藩务敦旧好，事事为祖宗社稷起见。
卿之功垂竹帛矣。”
[135]后来，又派“学士杨在、侍郎邓士兼等宣论，俾同心释忿，以济国难”
[136]。
孙可望却认为是李定国等人打破了自己的皇帝梦，恨之入骨；又自以为掌握的实力远胜于李定国、刘文秀，一意用武力解决。
谄附于孙可望的文臣方于宣又为他出谋划策，说：“今皇上在滇，定国辅之，人心渐属于彼。
臣意请国主早正大号，封拜文武世爵，则人心自定矣。”
[137]孙可望果然在1657年（永历十一年）二月“封马进忠嘉定王、冯双鲤兴安王、张虎东昌侯，余大封有差”
[138]。
这说明，孙可望实际上已经帝制自为，只等打下云南正式登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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