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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肥饶之区，险阻之域。”
[91]杜臻也说郑成功入台之后，“规度便近地，给兵屯种，而收赋于诸社以自给，又多种桐树及枲麻为治船之需”
[92]。
这就表明，清廷的迁海政策不仅没有达到从经济上困死郑成功义师的目的，相反，迫使他们走自力更生之路，在开发台湾的宏伟事业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清政府沿着人为的标界挖沟立墙，设兵戍守，固然增加了濒海居民同郑成功义师联络的困难，但并没有能够割断他们之间的来往。
清初一位福建人士依据事实写道：
当是时，大吏以界外为大荒，人迹阻绝，寇指日穷饿死。
而寇窃笑于岛屿曰：“是畀我以田园矣，予我以薮泽矣。”
于是，群浮游于其间，架阁瓯脱，渐通奸民，为越贩之利，物之竹木，食之五谷，器用之油铁，以及布帛麻枲之属，昼伏宵行，骆驿成市。
……予尝游清漳，过蒜岭，望江阴废城，烟火迷漫，而缠头之寇（指不剃发的郑成功义师）且观剧其市。
惊避之。
肆主人曰：“无伤也，是征米者。”
亦异矣。
[93]
这委实是一种滑稽的场面。
在距厦门不远的一些地方，清方守边将士为求得安静宁谧，也私下放宽禁令。
“虽泛地谨防，而透越不时可通，有佩鞍穿甲追赶者，明是护送；即巡哨屡行，有耀武扬威才出者，明是回避。
故台湾货物船料，不乏于用。”
[94]一位当时的福建乡绅在诗中不无讽刺地说：“闽海昔迁徙，流离我黔首。
高栋灰咸阳，寒烟昏白昼。
四郡美田园，割弃资逋寇。
拒门撤藩篱，阶除议战守。
群盗方揶揄，佃渔恣奔走。
流亡死内地，穷蹙遑相救？”
[95]沿海居民不顾禁令，冒着生命危险给郑氏义师提供粮食，在清政府官方文书中也有反映。
康熙十七年（1678）清福建总督姚启圣曾发布文告说：“近闻界内不法居民每每鸠输米谷于贼，公然赉为盗粮。
……其中必有为首之人，代贼料敛。”
[96]
这些材料令人信服地表明，迁海政策只是给沿海居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给清政府自身带来了重重困难，对郑成功父子领导的义师并没有起到多大的威胁作用。
康熙二十三年台湾的回归是当时的大势所趋，无论在直接意义上还是在间接意义上都不是迁海政策的结果。
如果清廷抱住迁海政策不放的话，台湾问题不仅不能解决，分离的局面还将继续拖延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朝大臣中主张进取台湾的人（如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福建总督姚启圣）都是迁海政策的反对者。
清朝统治者对于自己的文治武功历来是不厌其烦地张扬备至，唯独对于迁海这个涉及沿海各省，持续时间长达20年的重大政策却很少记叙，连《清实录》当中也只是寥寥数语，一笔带过。
这种现象多少可以说明清廷事后终于明白自己的失策。
六
由于迁海政策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不仅沿海居民深恶痛绝，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不少人持反对态度。
因此在长达20年的迁海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局部的反复。
康熙四年福建总督李率泰上言：“数年以来，令沿海居民迁移内地，失其故业。
宜略宽界限，俾获耕渔，庶苏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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