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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海政策加重了我国社会的闭塞性，人民的活动领域和地区都受到限制。
以海南岛为例，清代在这里设琼州府，下辖三州十县。
由于岛的内陆五指山区是黎族同胞居住的地方，“州县反环其外，惟定安居中，余皆滨海，势不可迁”
。
但是，清政府仍然在全岛“边周环立界二千七百里，惟海口所津渡往来如故，自余鱼盐小径俱禁断不行”
[82]。
可以想象，在这种禁令下海南人民的生活范围是多么狭窄，给他们带来的困苦又是多么严重了。
清政府为了防微杜渐，对入海的河流一律发兵把断，河中钉立木桩，防止舟船透越。
如福建省，“其入海之水曰潘渡河、曰铜镜河、曰廉村河、曰洋尾河、曰大梅河、曰赤头河、曰云宵河、曰开溪河，皆断而守之”
[83]。
苏北兴化县白驹场原来建造了闸口四座，按照旱涝情况调节淮扬一带的河水入海。
尽管“白驹场离海甚远，并非沿边地方”
，清政府也悍然下令填塞，“以致水无所出，淹没田亩”
，使水利变成了水害。
[84]
五
清廷颁布迁海令，原来的目的是断绝郑成功义师的物资供应，以收不攻自破之效。
这样的目的达到了没有呢？清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自然是声称效果显著，说什么此策既行，“贼势果绌，降者接踵”
[85]。
就康熙二十三年台湾回归大陆，实现了全国统一来看，似乎证明迁海政策不无效果。
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
就在清政府雷厉风行地强迫驱赶沿海百姓迁往内地的时候，郑成功亲统大军渡海作战，从荷兰殖民主义者手中恢复了我国神圣疆土台湾。
郑成功对清廷的决策迁海深为不满，同部下将领谈及此事时叹息道：“吾欲留此数茎发，累及桑梓人民，且以数千里膏腴鱼盐之地、百万亿众生灵，一旦委而弃之，将以为得计乎？徒殃民而已。
吾若不决志东征，苟狥诸将意，株守各岛，岂不笑吾英雄为其束缚？今当驰令各处，收沿海之残民，移我东土，开辟草莱，相助耕种，养精蓄锐，俟有畔隙，整甲而西，恢复迎驾，未为晚也。”
[86]郑经还接受忠振伯洪旭的建议派遣屯兵入山伐木，修造船舶战舰，“又别遣商船前往各港，多价购船料，载到台湾，兴造洋艘鸟船，装白鹿皮等物，上通日本，制造铜熕、倭刀、盔甲，并铸永历钱；下贩暹罗、交趾、东京各处以富国。
从此台湾日盛，田畴市肆，不让内地”
[87]。
由于布帛等物来源阻隔，价值昂贵，郑经又从参军陈永华之请，派江胜驻扎厦门，“斩茅为市，禁止掳掠，平价交易。
凡沿海内地穷民乘夜窃负货物入界，虽儿童无欺。
……其达濠货物聚而流通台湾，因此而物价平，洋贩愈兴”
[88]。
郑氏父子“课耕积谷，务生聚，招徕远人”
[89]，凭借着军民的勤奋劳动和优越的自然条件，终于把台湾经营成了“四庐辟，亩浍治，村畜饶”
[90]，“人居稠密，户口繁息，农工商贾，各遂其生”
的宝岛。
到康熙二十三年清军收取台湾时，统军大将施琅所见到的情况是：“臣奉旨征讨，亲历其地。
备见野沃土膏，物产利溥，耕桑并耦，渔盐滋生，满山皆属茂树，遍处俱植修竹。
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同。
向之所少者布帛耳，兹则木棉盛出，经织不乏；且舟帆四达，丝缕踵至，饬禁虽严，终难杜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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