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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由于迁界损失的赋税还要更多些，据康熙七年广东巡抚王来任的遗疏说，该省“每年抛弃地丁钱粮三十余万两”
[75]。
如果考虑到盐课、渔课、商税等方面的减额，再加上浙江、江南、山东各省的数字，清政府在赋税方面的损失肯定是相当大的。
当时，清朝廷因为连年用兵，财政入不敷出。
顺治十二年工科给事中王命岳在疏中就说过：“今国家所最急者，财也。
岁入千八百一十四万有奇，岁出二千二百六十一万有奇，出浮于入者四百四十七万。
国用所以不足，皆由养兵。”
[76]顺治十八年还食言自肥，恢复了明朝剿饷，加赋五百多万两。
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采取了责令界内居民摊赔的办法来弥补部分缺额。
“其（界外）四十里之岁课，同邑共偿之。
至有所偿过于其土著者。
……自江南达东粤数千里，盐场在界内者勿论，其界外缺额商赔之。”
[77]“惟以浙、闽、山东等处因迁而缺之课额均摊于苏、松不迁之地，曰摊派，而盐课之额极重矣。”
[78]
四、对外贸易停顿
我国海上对外贸易在明代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
明末崇祯年间由于“通番获利十倍，人舍死趋之”
，出现了“穷洋竟同闹市”
[79]的兴旺局面。
清初实行禁海特别是迁海政策以后，不仅私人海上贸易被阻塞，连封建官府直接控制的市舶贸易也一度完全停顿。
杜臻在奉派巡视广东、福建两省展界事宜时说过，“是役也，有当行之事四焉”
，其中之一是“故事：直隶天津卫、山东登州府、江南云台山、浙江宁波府、福建漳州府、广东澳门各通市舶，行贾外洋。
以禁海暂阻。
应酌其可行与否”
[80]。
他在巡视途中经过澳门，又谈到“禁海时番舶暂阻，澳人贫困。
康熙二十年贡一狮子，求通商，以济远旅。
许之。
由是蕃舶复通”
。
由澳门进口的货物允许经陆路运到香山，朝廷派官员董其事。
可见，在迁海政策的直接影响下，从康熙元年到二十年，我国大陆的海上对外贸易中断了20年。
清初慕天颜（曾在福建任知府，后任江宁巡抚、漕运总督等职）说，“本朝顺治六、七年间，海禁未设，见市井贸易多以外国银钱，各省流行，所在多有。
自一禁海之后，绝迹不见，是塞财源之明验也”
[81]。
复界之后，禁海政策仍然延续了下来，至多不过是在一段时间里放宽一点出海的限制。
这种作茧自缚式的闭关政策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社会的发展。
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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