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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本中说：“臣等从平西王讨贼，凡措饷、鼓众、供炊、供马，以至清奸、弥变，皆属臣等数人。”
[35]这就清楚地表明，吴三桂的行动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体现了汉族官绅地主的意向。
第二，吴三桂的突然变卦，同大顺政权雷厉风行地推行打击官绅地主的政策有密切关系。
他听到不利于他的家庭的传闻以后，认为跻身大顺朝新贵之列的美梦破产了，于是抢先发难。
这个军阀之所以敢于扯起叛变的黑旗，是因为他的兵力比较强，特别是所在地理位置介于清、顺之间（中间隔着唐通部，唐部只有八千人，约相当于吴三桂部兵力的五分之一），叛顺投清，有后路可走。
这两个条件是其他地区的官绅地主所不具备的，因而顾忌较少。
第三，如果不是吴三桂叛变，清、顺之间这场战役的进程将会有很大不同。
清军统帅原先不敢硬攻山海关，计划取道蒙古地区破边墙入犯。
这样，山海重镇就不致丢失，清军即便进入畿辅，也有后顾之忧。
何况，吴三桂部四五万人站在任何一边都将使双方兵力的对比相差十万，并不是一支无足轻重的力量。
吴三桂的叛变既是基于大顺政权打击官绅地主的政策，清、吴联盟击败大顺军后又引起了连锁反应。
黄河流域的汉族地主于饱尝起义农民铁拳之余，这时纷纷公开叛乱，先后投入了满洲贵族的怀抱。
于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黄河流域的汉族官绅两次改换门庭另寻靠山。
说他们软弱，自然是对的，否则就不至于那样急于寻求庇护；如果以为他们无足轻重，那就错了，在当时的条件下离开了他们，任何一个政权也休想站住脚。
在史学论著中，常看到大顺政权占领北京后失去了民心的说法。
这个论点正确与否，关键在于“民”
字的含义，如果是指以农民为主体的一般群众，那是毫无根据的；解释为官绅地主却十分妥帖。
顺治二年清淮扬兵备道杨在一件奏疏中说：“前明末岁，荒旱频仍，阛阓空虚，连年添兵措饷，日增月益，民不聊生，愁苦怨咨，遂听信闯贼，甘心诳诱，争先投降，秦晋瓦解，齐豫席卷。
即畿辅金城汤池，不二日而陷没，则民心不固之害也。
闯贼数月间抚有西北半壁，亦可谓神且速矣。
而酷虐自恣，搜金银、焚室庐、屠苍赤、拷绅衿，瞬息之顷，蜂起鼎沸，曩之投降者又变为仇敌。
皇上神武大振，天兵一临，驱逐鼠孽如摧枯拉朽，则民心顺逆之验也。”
[36]很明显，这里所说的“民心”
前面一段是比较含混的，既包括了贫苦农民也包括了官绅地主；后面一段则确指那些原先投降“又变为仇敌”
的官绅地主。
山海关战役之后三个月内大顺政权管辖区发生的叛乱中，策动者除个别不详外，全部都是官绅地主，没有一例是贫苦农民起来反对大顺政权的。
至此，我们可以转而讨论大顺政权为什么没有一个巩固的后方的问题。
在大顺农民革命的兴盛时期，总的来说它的后方是稳定的，但是并不巩固。
其原因既不是由于什么“流寇主义”
不重视地方政权建设，也不是领导人不再关心民瘼导致群众失望，而是当时的社会条件决定了代表农民利益的革命政权绝对不可能巩固。
我们不能用现代的模式去硬套古代的社会。
在三百多年前的封建社会里，即便是在农民革命高涨时期，地主阶级被迫在政治上屈服，它的潜在势力也不可忽视。
农民们由衷地拥护革命，却由于缺乏组织不能形成农民政权的坚强支柱。
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的官绅叛乱，使当地的大顺政权迅速地瓦解了。
到甲申六七月间，李自成等大顺政权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局势恶化的症结在于官绅地主，他们一方面加强了对官绅地主的防范（如，把山西、河南一带的官绅全家迁往陕西，使他们脱离故土，无所施其技；监视明降官降将的行动，包括以家属做人质）；另一方面被迫“通令”
停止追赃助饷，开始征收赋税。
这自然含有向官绅地主让步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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