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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再如大顺政权在山东大搞追赃助饷，“追掠缙绅，桁杨接摺，相望于道”
。
德州卫生员何振先乃夜见明御史卢世淹与主事程先贞曰：“公等知闯寇之意乎？既蕴隆之，又加火焉，不尽不已。
此盖欲先明故吏无遗种也。
为公等谋莫如起义复仇。”
[29]下文又谈到何振先往兖州说大顺军将领郭升（原为明将）曰：“今李王新破燕京，当大赦天下，与天下更始。
……又以其敕追掠荐绅先生，夫荐绅谁无故主之思？即使手无甲兵，然其负养厮役，实繁有徒。
曲意抚之尚恐其不服，而乃以死道逼之耶？”
这些话微妙地传达出了地主官绅的心声。
当大顺军在前线节节胜利时，地主官绅慑于大顺政权的兵威，一般不敢公开反抗。
[30]但已经是“人人饮恨，未及发也”
[31]。
双方矛盾极度紧张，只是尚未表面化罢了。
山海关战役以前，这种阶级对抗是潜在的。
农民们如释重负，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官绅地主则咬牙切齿，伺机而动，准备夺回自己的天堂。
由于当时的社会进程，封建制度还不可能由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代替，地主阶级的指望就注定了不会落空。
实现的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已经处于向封建政权转化过程中的大顺政权如果举措得当，不遭受重大挫折的话，就将逐步地完成这种转化。
史实表明，就在官绅地主对大顺政权深感失望时，也还有一部分人在继续观望，等待着它的政策将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演变。
例如，有人对明降官庶吉士周钟说：“闯残杀太甚，万难成事。”
周钟回答道：“太祖（指朱元璋）初起亦然。”
[32]另一种实现的方式就是汉族地主阶级借助于满洲贵族的兵力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
历史选择了后面一条道路。
汉族地主的叛乱是由原任明朝辽东总兵吴三桂发难的。
上文说过，现已查明吴三桂确曾一度投降大顺政权，大约在三月二十五六日于赴京朝见李自成的途中（具体地点为河北省玉田县）突然变卦，回师山海关，从背后一举击败奉大顺政权之命镇守该地的唐通部，夺取了关城，随即派副将杨坤等前往勾结清兵，实现了清吴联盟。
这里应该指出几点：第一，吴三桂并不如一般想象的只是一员武将，他实际上是官绅地主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绥寇纪略》记载朱由检召见吴襄商议调吴三桂部入关堵剿时，吴襄就谈到其部下亲军三千人“在外皆有数百金庄田”
（见该书补遗上）。
朝鲜世子李在《沈馆录》中记载他随清军过锦州，曾在该城内周览吴三桂舅氏祖大寿、祖大乐的旧居，有这样一段描写：“其结构宏杰，甲于城中，重门复室，金碧炫耀，甃砖石砌，雕刻奇形，文垣粉墙，穷极华丽。
而大寿之家，则尤为侈奢。
或云中原巨室之家，过于此者多矣。
而我国则虽至尊之居不能如是。”
[33]吴氏家族的豪富可想而知。
吴三桂叛变之后攻占山海关，也仅仅得到当地官绅地主的支持。
时人佘一元《述旧事诗》云：“吴帅旋关日，文武尽辞行（指大顺政权所任命的文武官员）。
士女争骇窜，农商互震惊。
二三绅儒辈，早晚共趋迎。”
[34]顺治元年七月吕鸣章等启本中自我表功，列举参与吴三桂叛乱的有吕鸣章、吕鸣夏、冯祥聘、佘一元、程印古、曹时敏、刘克望、高选，都是当地绅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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