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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局势并没有扭转过来，原因主要是包括仍在大顺政权中任职的明降将在内的官绅地主已经对这个政权失去信心，而清廷不仅首先公布了保护汉族官绅利益的政策，而且指使已经投降的汉族官员通过种种渠道招徕尚在大顺政权和南明弘光朝廷之下的官绅。
就策略而言，清廷是略胜一筹的。
多尔衮在进关初期比较谨慎，在争取人心上有独到之处。
他既不分阉党和东林，也不分明官还是顺官，只要归附清朝就一概从优录用。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顺治三年四月，清吏部向朝廷请示，周伯达在明朝任陕西关西道，在大顺任甘肃巡抚（实为甘肃节度使，与巡抚等）；刘达为明朝临汾知县，在大顺政权中任两河巡按御史（实为巡按河南直指使），究竟应按明朝官级还是按大顺官级授职？清廷立即决定按大顺政权所授较高的官职录用。
[37]这种高价收买的办法，大大消除了汉族官绅的疑惧，从而出现了一片倒戈归附的形势。
就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原先归附了大顺政权的明朝武将几乎毫无例外地先后降清。
文官的情况也相去不远。
正是由于内部的动**不安，李自成原先指望回到陕西组织兵马同清军再决雌雄的计划无从实现，战略上处于被动挨打地位，加上一些具体战役上的判断失误，大顺政权终于一蹶不振，数千里江山转瞬易手，统一全国的前景成了昙花一现。
那么，大顺政权是否注定要灭亡呢？我认为，作为一个农民革命政权，它绝不可能长期存在。
但是，这并不是说大顺政权根本不可能统一全国，成为继明王朝之后的另一个封建帝国。
历史曾经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假定，大顺政权在西安建国时完成了向封建政权的转化，那么汉族地主在总体上将会衷心拥护这个政权，而不会宁愿选择一个言语风俗不同的满洲贵族建立的政权。
在这种情况下，清军要想战胜一个受到汉族各阶层拥护的新兴王朝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且，大顺王朝一旦稳定下来，就将凭借汉族居住区强大的人力和物力通过政治手段或军事手段重新解决辽东问题，在我国大地上再一次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帝国。
假定，大顺军占领北京之后立即停止各地的追赃助饷，把没收财产的政策限制在明内帑和宗室、勋戚、太监以及持敌对态度的官绅范围之内，打击面就将大大缩小，不致树敌过多，大顺政权稳定下来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再假定，大顺政权领导人在渡河东征时不犯麻痹轻敌的骄傲错误，像清廷一样认准对方是自己争夺天下的真正敌手，精兵猛将集中地部署于山海关、北京、宣化一线。
那么，在重兵挟制之下，吴三桂发动叛乱的可能性将是很小的；清廷空国而来也未必能够占到上风。
只要这一仗打胜了，或者打成平局，大顺政权也将逐步稳定下来。
我们前面已多次指出，李自成起义军建立的政权经过襄阳、西安、北京三个阶段，向封建政权转化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稍假时日，转化就将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要动摇一个新兴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政权将是非常困难的。
总而言之，包括大顺农民革命在内的一切封建社会里的农民起义都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农民在革命高涨时期为保护自身利益而建立的革命政权不可能长期存在。
它们不是被地主阶级的武装所摧毁，就是在胜利进军的途中由于领导人的蜕化转变为封建政权。
大顺政权也曾经面临过上述两种前途，只是由于本文阐述的原因，走上了前面一条道路。
本文所探讨的只是大顺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当然还存在一些次要原因，如用兵方略上的错误等。
由于篇幅限制，加以作者在其他文稿中已经有所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原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6期，第31—42页]
[1] 例如，陈济生在《再生纪略》中造谣说大顺军将士在京**掠，“安福胡同一夜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
。
当时也在北京的明朝官僚杨士聪就力斥其妄，“坊刻称贼于四月初七日**掠妇女，一日夜安福胡同死者三百七十余人，大属妄语。
事之所无，虽在逆贼，证可诬乎”
？（《甲申核真略》）
[3]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引李文凤论断。
[4] 《永历实录》卷七《杨锡亿传》。
[5] 康熙三十三年《武强县志》卷六《列传》，张星法：《李令尹列传》。
[6] 参见《国榷》卷九十九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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