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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顺政权是一个由起义农民建立起来的代表贫苦农民利益的革命政权。
它所制定和推行的政策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在这些政策中，一部分虽然是适应广大贫苦群众的呼声而制定的，并不违反地主阶级的利益，如“平买平卖”
之类。
另一部分却直接损害地主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实力派——官绅地主）的利益，如财政政策。
明朝末年，统治者为了应付内忧外患，不断增加赋税，仅崇祯年间就三次加派，沉重的赋税把农民逼得走投无路。
这是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
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李自成等起义军领导人深知民间疾苦，因而提出了同明王朝截然相反的财政政策。
大约在崇祯十六年初，李自成的襄阳政权制定了“三年免征”
赋税的政策。
现有史料表明，直到大顺政权的鼎盛时期，它在包括整个黄河流域在内的管辖区里是不征收赋税的。
襄阳政权时期，由于兵马不算太多，政权机构也比较少，粮饷费用尚不难筹措。
甲申正月，在西安正式建国大顺，随着军事上的一帆风顺，兵员日增，占地日广，要解决数达百万的兵马供应和各级政权的开支，原来所采取的没收明宗室财产，接收明朝官府有限的库存钱粮，加上规模不大的屯田收入，远远不能保证需求。
更早一些时候实行的打粮办法，这时更不能用，因为地方已经是自己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选择的无非两种办法：一是收回“三年免征”
的诺言，走所谓轻徭薄赋之路；一是坚持三年内免征赋税，另辟财源。
大顺政权领导人选择了后一种办法，他们开辟的财源就是追赃助饷。
这项政策推行的时间是甲申年春夏，正是大顺政权在军事上突飞猛进的阶段。
追赃助饷的时间并不长，地区却极广，包括了整个黄河流域。
把全部国家的财政负担加到官绅地主身上，这在革命性上应当充分肯定，可是，它在政治上导致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
地主阶级归顺李自成，把他当作自己新的靠山，是以保护自身利益为前提的，李自成虽然也从政治上招徕他们，在经济上却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
何况，追赃过程中势必动用国家权力，刑拷相加，官绅体面随同他们的金钱扫地以尽。
这对大批归附大顺政权的官绅地主来说确实是非始料之所及，他们内心的追悔和愤恨不难想见。
例如，甲申二月，大顺军攻克太原，“署阳曲县事、长史范志泰初被执，贼桁夹之，勒出资。
与之，复夹。
泰哀告曰：‘放某，放某，尚能效一臂用。
’贼不听，益以桁夹其头。
泰痛恨，知不能生，愤曰：‘真贼，真贼，那有如此刑罚！
’晴出脑裂死。”
[27]郑廉记载河南的情况：“诸伪官皆前日士人也，下车即追比助饷。
凡有身家莫不破碎。
衣冠之族骚然不得安生。
甚则具五刑而死者比比也。
初犹谓贾令（指大顺政权商丘县令贾士俊）之虐则然，既而闻各州县皆然。
……所在伪官大略如此。
是岂兴朝新政哉，依然流贼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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