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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史著不顾这个基本事实，却引用“伪官单骑赴任”
之类的材料说明大顺军不重视地方。
其实，在崇祯十六年以后，大顺军由于占地日广，大批攻城野战的主力军转成了驻防部队，造成兵力分散，影响了集中力量同清军展开战略决战。
“单骑赴任”
的情况确实存在，但是从西北到山东以至江淮地区几百个州县官员加上节度使、防御使、府尹等高、中级地方官都要带兵马拥簇上任，李自成恐怕也没有那么多军队可派。
顺便说一句，作者所见清初派遣官员接管地方的材料中，也有不少是“单骑赴任”
的。
（五）至于说大顺军若是在战略上对头，先取南京，占领东南财赋之区，徐图北伐，就可以避免失败的命运，这种说法貌似有理，但脱离了当时的实际。
持这种论点的同志一厢情愿地为李自成制定“正确的”
战略方针，说根本不该西上去打孙传庭部的陕西官军，而应当顺江东下。
须知明朝的官军并不像一棵树上的果子，不能由农民军领导人单方面决定先摘这一个，后摘另一个。
看一下崇祯十五年底到十六年秋的基本史实，不难明白李自成部原先是大举东进的，占领了同湖广省会武昌隔江相望的汉阳，并且开始了向黄州进军。
当时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孙传庭在十五年十月河南冢头战役中大败而回，重新整顿兵马需经相当时日，不可能对李自成的后方构成威胁。
崇祯十六年春天，包括武昌在内的整个湖广，官军力量极其脆弱，李自成那时为了解决起义军的统一问题，处理了罗（汝才）、贺（一龙）事件，稳定和改编队伍需要时间，连收取武昌都顾不上。
改编的完成为李自成起义军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这时孙传庭部官军也从冢头之败后重新补充整顿就绪，在明朝廷的催促下跃跃欲试了。
十六年夏，李自成的主力陆续北调，集中于河南西部，一场决定明王朝命运的决战即将开始。
所以，李自成在这年夏季仍然没有东进，张献忠却看准了时机，由南直隶西进，五月间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武昌。
十六年九月，李自成部在河南郏县至汝州击溃孙传庭主力之后，乘胜夺取潼关，收取陕西三边，然后渡河东征，这在战略上也无可非议。
明朝末年，官军的主力主要是陕西一带提供的。
[2]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领导人对于自己的家乡在明王朝统治中的作用具有清醒认识。
如果李自成在郏县、汝州战役中击败孙传庭之后不乘胜追击，而是掉头东下，那么孙传庭败返到潼关时收集的余卒尚有四万人，大将也都还在。
错过了战机，使孙传庭得到喘息和补充时间，秦军就将重新成为一支劲旅，李自成部主力东下，仍然有后顾之忧。
可见，那种指责李自成犯了战略方针错误的人，并没有认真研究当时作战双方的态势。
还应当指出，持这种论点的同志往往是以朱元璋为模式，同李自成加以类比。
其实，朱元璋之所以能够在占领南京之后，首先巩固附近地区，徐图向外扩展，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在北面存在着以小明王韩林儿为首的龙凤政权。
“当是时，据河南，**山东，躏赵、魏，跞上都，入辽东，略关西，下江南，大抵尽宋（龙凤政权国号宋）之将帅，不谓之中国之扬武不可也。
……元之不能以匹马只轮临江左（指朱元璋等占领的江南地区）者，以有宋为捍蔽也。
韩氏君臣非特有功于中国，其亦大有功于我明也乎！”
[3]反观李自成，他并不具备这样有利的客观条件。
因此，做这种类比，也就成为毫无意义的了。
二
那么，大顺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以为，要说明大顺政权的失败先要弄清它为什么胜利得那么快。
这两点都同当时的整个阶级动向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人们常常注意到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三年进入河南以后提出和实行了“不纳粮”
“开仓赈贫”
“剿兵安民”
“平买平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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