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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系列革命政策，得到广大贫苦群众的热烈拥护，为此后农民革命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光讲贫苦农民拥护起义军这一面，不去分析官绅地主的动向那一面，势必陷入片面性，不可能正确认识大顺政权成败的真正原因。
历史事实表明，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六年以后一日千里的大发展，不仅同贫苦农民的支持有关，而且同官绅地主的逐渐倒向李自成有关。
崇祯十三年末到十四年，李自成起义军已经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初步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地位。
但是，当时明王朝注定覆亡的形势还不明显，地主官绅的政治态度基本上仍是效忠于明王朝，对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持敌对态度。
统治阶级中的人物参加起义军的只是个别在明王朝下受压抑的不得志人士。
如牛金星就是因为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遭到打击，革去功名，遣戍充军，才投入李自成起义军的。
郑廉在《豫变纪略》中特别写上了一句“举人之从贼者自此始”
，说明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
崇祯十四年到十五年，李自成、罗汝才起义军在河南三次歼灭明朝廷调来的大批援剿官军，几乎占领了河南全省并且开始向湖北进军，军事上的优势已经比较明显地转到起义军方面。
这时，地主阶级分子的政治态度也逐渐分化。
相当一部分生员、举人以至个别进士投靠了起义军，例如崇祯十五年底至十六年初，起义军在湖北襄阳、荆州、承天（钟祥）、德安等地设置的官员就多是河南绅衿，在河南各地派设的官员则多是湖北绅衿。
王夫之说：“李自成据荆西，勾索人士充伪吏，悬参夷法以胁之。
汉北响应风靡，士大夫至不知有崇祯十七年者。”
[4]不过，这毕竟是地区性的现象。
当时双方的胜负尚未可逆料，以朱明王朝为正统、参加农民军为“从逆”
的思想仍然束缚着许多官绅的头脑。
所以，在这段时间内，李自成等部起义军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占领的地区越来越广，然而无论是明朝廷的地方文官还是派来征剿的武将向起义军投降的都极少，绝大多数非死即逃。
没有出仕的绅衿学子顾忌少一些，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对农民军及其政权持敌对态度或者心怀观望。
例如，崇祯十五年李自成在河南“谕民归业，选士用人”
，“先期榜示曰：有不预试者屠其家。
不得已皆出。
试之日，有愤激为文大骂者，有感伤为文痛哭者，有畏祸勉应故不成章者。
自成怒曰：我剪尔辈如刈草，但我方施仁义，且杀之不武；只杀其骂与哭者，其故不成章者皆裁去耳鼻，俟一统开科禁锢终身”
[5]。
又如襄阳时期征聘文人出任官职，不少人抵死抗拒。
[6]这些情况表明，襄阳政权时期李自成已经吸收了相当一批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都已粗具规模，但是就整个地主阶级的动向来说，仍然是敌视这个从农民革命中建立起来的新兴政权的。
大转变出现在崇祯十六年冬天。
这年春夏之间全国的阶级斗争形势可以大致归结如下：李自成起义军兵员已称百万，占领了河南和湖北的大片地方（还有湖南澧州等少数州县）；张献忠起义军迅速发展，占领了以武昌为中心的大批州县。
这两支起义军都建立了自己的中央政权，树起了取代明王朝的旗帜。
明朝廷由于内忧外患业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但是，它除了拥有正统地位和维持着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统治以外，在军事上仍有一定的实力。
明亡前夕，朝廷的兵员数字虽然相当庞大，实力主要是三个集团：一、以吴三桂为主的辽东官军，这支军队比较精锐，但人数只有四五万人，又担负着抵御清军进犯京师的重任，实际上是一颗不能移作他用的死棋。
二、位于长江中游的左良玉部，这支军队兵员多达二三十万，由于腐败和成分复杂，战斗力已大为减弱；加上主帅拥兵自重，对明朝廷早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不过，它毕竟是一个庞大的军阀集团，在农民军主力转移的时候，足以威胁农民军的后方。
三、三边总督孙传庭统率的陕西官军，这是明朝廷手中唯一的主牌，它既有相当实力，又具有机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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