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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当时的实际掌权者孙可望妒贤嫉能，激化了同李定国的矛盾，军事上还可能取得更大的胜利。
人们都知道，在明末农民战争后期，张献忠部的实力逊于李自成，而李定国部又只是大西军中的劲旅之一，为什么大顺军全盛之际却没有取得一次类似的战果，反而节节败退呢？这说明，单纯强调清军实力雄厚，解释不了大顺政权灭亡的原因。
（二）说进京之后腐化是大顺政权失败的原因，根本违反事实。
对这种论点应当从两方面指出其谬误。
首先，史实方面，依据仔细审核有关的材料，可以判定，大顺政权在北京期间吏治是清明的，军纪是严格的。
个别的腐化违纪现象固然有，不占主导地位，甚至没有形成风气。
就总体而言，大顺政权的新兴气象绝不下于历史上任何一个肇建之初的王朝。
有关大顺政权“腐化”
的史料绝大多数是从同它敌对的南明弘光朝廷控制下的官绅笔下涂抹出来的。
当时正在北京的人士后来指斥大顺政权的“暴政”
讲来讲去不外是追赃助饷，把官绅们整得很惨。
个别造谣者当然有，可是这类谣言连在比较正直的官绅中都通不过。
[1]这就提醒我们，引用史料时应当注意分析，不能不加鉴别地轻信当时农民革命的敌对营垒里编造出来的污言秽语。
其次，赞成这种观点的人似乎很少想过一个基本史实：大顺军是甲申年三月十九日进京的，四月十三日出军前往山海关平叛，此后就一败涂地，要说腐化致败应当是指这二十多天。
请问，一支数以十万计的大军在二十多天里腐化得不能打仗，可能吗？纵观我国历史，一个新兴的王朝在建国的十几年里以至几十年里，一般都能保持相当的战斗力。
大顺政权即便完成了封建化（在本质上说也就是领导人蜕化变质），又何至于在短短二十多天里就丧失战斗力呢？最后，根据可信的材料，大顺军在山海关战役中作战是相当英勇的，战役开始两天，吴三桂的五万劲旅就被打得焦头烂额，开始出现了瓦解的情势。
假如不是吴三桂事先勾结好的清军突然参战，这支关辽劲旅必将很快覆灭。
人们常常把刘宗敏当作“腐化”
的典型，然而正是在山海关战役中他亲冒矢石，身负重伤，被抬回北京。
这些事实表明，把大顺军的失败归咎于进京后的“腐化”
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至于说大顺政权不再关心民瘼，致使民心离散，纯属揣测之词。
前几年在一篇拙文中指出过，明朝末年各地的农民起义有如烈火燎原；清朝初年各地农民自发的反抗清廷封建统治的斗争也风起云涌。
唯独在这两者之间的大顺政权管辖时期没有见到农民反对大顺政权的记载。
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农民是站在大顺政权一边的吗？
（三）大顺军进京后确有骄傲情绪，主要表现在李自成等领导人的麻痹轻敌，对满洲贵族的可能出兵干涉估计不足。
山海关战役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放弃京畿地区同这有密切关系。
不过，用表现为麻痹轻敌的骄傲情绪来解释山海关战役的失利是正确的，用来解释整个大顺农民革命的失败就是错误的。
因为，从四月末大顺军放弃北京到十月清军大举进兵，其间还有五个月。
在这段时间里清政府控制的地方主要是辽东和北直地区，而大顺政权还拥有陕西、宁夏、甘肃、河南以及山西、湖北、青海的部分地区，人力物力都占明显优势，兵员数量仍大大超过清方。
可是，从甲申五月以后大顺军的优势一点也没有发挥出来，现象上看是兵败如山倒，简直立不住脚。
要说仍是因为骄傲情绪，实在说不过去。
山海关的惨败、全国政治中心——北京的易手，难道还不能使李自成等人从骄傲情绪中清醒过来吗？
（四）不重视巩固地方政权的“流寇主义”
是大顺军失败的原因吗？事情恰恰相反。
大顺军的由盛转衰正是在占领区内普遍建立政权，中央和地方政权逐步完善的时候，也就是在所谓的“流寇主义”
表现得越来越少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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