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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变通办法。
在大规模的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起义军及其政权有时会因为粮饷缺乏或对敌斗争的需要采取紧急措施。
如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起义军占领湖北云梦县，改县名为固州，任命了州牧和掌旅，“苛征粮饷，违限者戮”
[46]。
同年，起义军在荆州府，“初言三年不征粮，愚民信之。
方秋乃亩输三斗，过此则哨官游骑下乡打粮，随其多寡半分之，络绎不绝”
[47]。
这类材料如果孤立地看，容易形成起义军及其政权早在崇祯十六年初就已经建立了赋税制度的印象。
但是，把它们放在当时和稍后更广阔的范围内来观察，可以断定这不是以起义军领导集团制定的“赋税政策”
为依据的行动，而是当地驻军和政府的权宜之计。
上引史料应当怎样解释也还值得研究。
如在云梦县“苛征粮饷，违限者戮”
，究竟是根据赋役册子一律征收呢，还是责令官僚地主缴纳呢？就没有交代清楚。
荆州府的例子先是说按照起义军的统一政策宣布“三年不征粮”
，不久却“亩输三斗”
，后来竟干脆“下乡打粮”
，不问多寡一律拿走一半。
这正说明它不是一种正规的赋税制度。
“亩输三斗”
不见于其他各地，大约是当地驻军或政府在粮饷上遇到困难临时想出的办法。
至于在军事行动之际，抢收敌我双方争夺地带的粮食作物就更不是什么赋税政策了。
例如三攻开封时，起义军和官军都争先抢割城外的熟麦；甲申四月大顺军路应标、冯养珠围攻郧阳，“麦熟，贼尽割之”
[48]。
这都是出于军事斗争的需要，既补充了自己的粮食供应，又增加了对方的困难。
崇祯十六年十月，李自成起义军占领西安以后，形势发展很快，军队数量迅速增加，政权机构普遍建立，原先那种凑合着过日子的办法不适用了。
在财政困境面前，李自成不愿意失信于民，于是制定了对明朝官绅“追赃助饷”
的政策。
这一政策同吃大户、“贪污吏籍其家以当军”
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只是更加明确和具体化了。
同历代封建统治者奉行的赋税政策截然相反，大顺政权把几乎全部国家经费压到了官绅地主身上。
这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都是石破天惊的壮举。
“追赃助饷”
作为一项政策加以贯彻，从崇祯十六年底到次年五六月间，前后约有半年。
就局部地区而言，实行的时间更短。
如北京搞追赃助饷是从三月二十七日开始，四月初八日李自成看到反应非常强烈，亲自下令停止追赃，在押官员予以释放，前后不过十二天。
畿辅、山东等地，由于大顺政权建立不久即被颠覆，实行追赃助饷的时间也比较短，有的地方甚至还没来得及实行，大顺政权就失败了。
大顺政权通过追赃助饷来解决军队和政权的日常开支，可以从下面两件档案中看得比较清楚。
大顺政权河南浚县令马世聪抵任后，“先令各乡宦出饷二万两，（止纳）银一万四千五百两，收在库内，后因具文将伪将军刘汝魁贼兵请到县内，复向监生、生员等各富家索要纳银二万，止纳银四千五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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