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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李自成起义军赋税政策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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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明末农民战争是以天启七年（1627）澄城农民反抗官府的暴动揭开序幕的。
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对立面出现于政治舞台的农民起义军，从一开始就是朱明王朝赋税政策的反对者。
起义军的主要来源是那些在封建统治下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
他们的逃亡和参加起义，本身就是对明王朝赋税政策的一种消极或积极的反抗。
随着觉悟的提高，起义军逐渐由抗暴图存发展到以救天下为己任。
在李自成起义军发布的文告中，声讨明王朝横征暴敛始终是重要内容之一。
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起义军向湖广黄州进军时发布的《为剿兵安民事》檄文义正词严地说：“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
本营十世务农良善，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
[25]甲申二月，明大学士蒋德璟上言：“闻贼中鼓惑愚民，皆指加派。”
[26]同年，起义军在山西发布的《永昌元年诏书》，全面地揭露了明朝罪恶，其中一条就是“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
。
下文说：“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
念兹普天率土，咸罹困穷；讵忍易水燕山，未苏汤火。
躬于恒冀，绥靖黔黎。”
[27]顾炎武转述起义军传布的“伪示”
里也有“反毁我先帝加派”
[28]等语。
直到进入北京后，李自成在召见明降臣时还说：“我只为几个百姓，故起义兵。”
[29]由于统治阶级对农民革命文献的毁弃，给我们做全面地研究造成很大的困难。
比如从一些当事人的记载里知道李自成撤出北京前夕举行即位典礼的时候曾经由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分别发布敕书，明朝官僚杨士聪就亲眼看过户政府的敕书，说其中“皆钱粮事，与各曹无涉也”
[30]。
可惜，直到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份珍贵的文献。
李自成起义军对明王朝赋税政策的批判主要不是文字，而是行动。
在起义前期，他们敌不过占优势的官军，在地方上站不住脚，也就谈不上建立自己的政权和实行自己的政策。
那时无所谓赋税政策，解决军队供应的办法不过是吃大户、打粮。
费密《荒书》记自成初起时“率本地少年挖人藏粟，散粮于众，遂为小贼首”
。
崇祯八年十二月至九年正月，李自成和满天星、六队、争功王四部起义军围攻陕西韩城县时，“掘窦窖以觅食，而藏粮于地中者尽为贼得矣”
[31]。
直到崇祯十五年李自成、罗汝才联军进攻开封时，打粮仍然是筹集军食的主要办法。
就地打粮不能算是一种赋税政策。
它凭借革命的暴力从地主阶级手中夺得粮食，除了解决起义军战士的口粮以外，剩余部分用于救济当地贫民。
这是一种平均主义的措施。
它当然已经包括了“不纳粮”
的因素，一方面起义军战士和随军家属早就不承担任何封建赋税和差役；另一方面他们到达的地方，封建官府或是被摧毁，或是作鸟兽散，在一段时间里也谈不上征收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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