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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一些陕西官员就感到农民起义不仅是个军事问题，主要还是个社会问题。
他们主张由朝廷减免赋税，量加赈济，使农民不致流离失所，铤而走险。
陕西巡按御史李应期在崇祯元年七月的奏疏中说：
全陕地多硗确，民鲜经营。
概自边疆多事，征兵征饷，闾阎十室九空。
更遇连年凶荒，灾以继灾，至今岁而酷烈异常也。
臣自凤、汉、兴安，巡历延、庆、平凉，以抵西安，但见五月不雨，以至于秋，三伏亢旱，禾苗尽枯，赤野青草断烟，百姓流离，络绎载道。
每一经过处所，灾民数百成群，拥道告赈。
近且延安之宜雒等处，西安之韩城等属，报有结连回罗，张旗鸣金，动以百计。
白昼摽掠，弱血强食。
盖饥迫无聊，铤而走险。
与其忍饿待毙，不若抢掠苟活之为愈也。
接着，他请求皇帝“伏（俯）念奏（秦）灾重大，关系匪轻，敕下户部覆议，将天启七年负欠并今岁加派地亩辽饷亟赐免征，复将见年者酌减一半，其余军饷、宗禄一并宽缓。
不然，即日取此饿莩毙之杖下无益也。
更祈皇上敕部俯查万历十一年并十三年全陕大荒事例，概发帑金遣官赈济，于以救灾民而安地方。
异日公家之赋尤可望之将来。
如曰内帑以匮，诸饷不继，蠲赈两端概靳不施，万一祸乱大作，天下动摇，勿谓臣今日缄口不言”
[4]。
崇祯二年，杨鹤出任陕西三边总督，亲眼看到陕西各地的灾荒十分严重，无衣无食的饥民千百成群地加入起义队伍；他所部属的军事追剿收效甚微，官军疲于奔命，起义农民却有增无减。
同年冬天，由于后金军队入侵畿辅，朝廷诏令各地抽调精锐火速勤王，又使他深感兵力不足。
于是，他提出了招抚为主，追剿为辅的方针。
他在奏疏中指出，“盗贼”
之起，“总因饥荒之极，民不聊生”
。
要从根本上解决地方动乱问题，必须由政府拨款帮助农民渡过难关。
“盖解而散，散而复聚，犹弗散也。
必实实赈济，使之糊口有资，而后谓之真解散。
解散之后，尚须安插，必实实给与牛种，使之归农复业，而后谓之真安插。
如是则贼有生之乐，无死之心，自必帖然就抚。
抚局既定，剿局亦终。
臣所谓欲行剿抚之实著，必有剿抚之实费者此也。”
杨鹤认为，用兵征剿或招抚赈济都要花费大笔金钱，效果却很不一样：“况费之于剿，金钱一去不返，且斩首太多，上干和气。
费之于抚，金钱去而民在，活一人即得一人性命，盗息民安，利莫大焉。”
[5]
在农民起义初起之时，杨鹤、李应期等人出于维护明王朝的统治，提出的主张是比较有见识的。
他们认识到大荒之年农民们已经依赖树皮草根土石苟延残喘，政府如果不发放救济，反而追逼钱粮，势必“祸乱大作”
。
而停征、救济眼下虽然得花一些钱，农民们渡过难关后可以依旧种田纳税，从长远来看是“利莫大焉”
的事。
然而，杨鹤等人主张的这样一点极其有限的让步，也由于最高统治者贪婪凶顽的本性而无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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