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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大顺政权在它存在的短暂时间里曾经有力地推行了“割富济贫”
“均田”
政策，才在当时造成了阶级关系的大变动。
山西长治地区的情况是：“自明季闯贼煽乱，衣冠之祸深，而豪民之气横。
乡保揖让于绅衿，伍佰侵凌于阀阅，奴仆玩弄于主翁，纲常法纪扫地无余。
贫儿陡成富室，贱隶远冒华宗。
衣裳车马饰都雅之容，甲第田园肆并兼之策。”
[37]北直隶东明县在大顺政权县令到达后，“一时宵小蜂聚，凌轹士绅，殆无天日矣”
[38]。
在湖广北部也可以看到类似情况，光绪《孝感县志》转引顺治年间编纂的旧志说：“年来有田者皆自有而之无，无田者皆自无而之有矣。”
简单的一句话，表明当时土地所有权上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联系到大顺农民军没有到达的江南地区许多地方的佃户、奴仆都掀起过占田、抗租、均产、反人身依附的斗争，这固然是当地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但时间大都爆发在甲、乙之际（1644—1645），显然同大顺农民革命政权的政策的感召分不开。
（三）免粮和追赃助饷
稍微熟悉明末农民战争史的同志都知道，明末辽饷、剿饷、练饷频加的苛重赋税起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迫使髓干血尽的农民大批地涌进起义军。
大顺农民军既然基本上是由饥民、饥军组成的，很自然要求摆脱那种如牛负重的捐税。
大顺农民政权存在的整个期间在赋税政策上始终同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建立之初实行的政策相反，它不是在保护地主阶级土地占有制的前提下实行轻徭薄赋，而是把全部财政收入来源加到地主阶级头上。
这就是对农民的“免粮”
和对地主阶级（首先是官僚地主）的“追赃助饷”
。
大顺政权宣布的一项重要政策是“三年免征”
，或“五年免征”
，即在一定时期内取消农民和手工业者所承担的一切赋税。
正因为如此，李自成起义军所到之处贫苦农民无不热烈欢迎。
大河南北到处流传着“迎闯王，不纳粮”
的歌声。
这是人民发自肺腑的颂歌。
查一下各种文献，可以看出各地的歌谣有异曲同工之趣。
异曲，说明不是一人所作；同工，反映了同一政策激发出共同的心声。
大顺政权既然免除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全部赋税，为了维持军队和其他政府开支，光靠没收明宗室的家产不足以解决财政收入问题。
李自成等起义军领导人深悉民间疾苦和官僚地主的贪婪无耻，就毫不客气地勒令他们拿出钱来。
剥削者受到剥夺了。
在西安的时候，李自成采取了先礼后兵的策略，“大宴关中缙绅，出秦府金银器皿分与之，谓曰：饷乏，公等皆墨吏多金，宜各出之以助军需。
且令左右露刃胁之。
皆战栗署诺惟谨”
[39]。
《甲申传信录》卷六记载，崇祯十六年十月二十日，“闯收关中，请乡绅输助，多三四十两，或三五两，惟举人免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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