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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以后，随着李自成起义军的壮大和大顺政权在黄河流域的普遍建立，追赃助饷政策就作为一项重要政策在各地雷厉风行地推行。
如在进入山西以后，“执蒲缙绅责金馈军”
[40]。
在绛县，“伪顺县令来，搜捕乡绅故宦子孙逼索财物，极其惨毒”
[41]。
在临汾，“李自成自蒲州至平阳……毒刑宗室、缙绅、故宦子弟、富衿百姓，追输助饷”
[42]。
在汾阳地区，“自成收拾永、庆（指晋藩庆成王、永和王，均建府于汾阳）二府财货宝器，遍令贼将搜括富室，桁夹助饷。
其余州县则委之伪守令，惨刻倍甚”
[43]。
在忻县，“闯寇自太原来，明藩尽逃，兵驻忻征饷于士宦者”
[44]。
李自成进京以后对明朝廷官僚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法，一部分授官录用，一部分追赃助饷，“言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
[45]。
有关在京期间追赃助饷的记载极多，人们都很熟悉，这里就不再征引了。
下面再举几个大顺政权在河北、山东、河南东部等地方追赃情况的例子：河北涿县，“甲申，李闯伪都尉入涿括富室金，众共愤怒，（朱）万祺（诸生）乃鸠义勇士朱光祚等尽歼贼众，脱诸富室”
[46]。
山东济宁，“集绅士至城隍庙索金银宝玉，一时绅士但楚囚对泣而已”
[47]。
河南滑县，“闯寇伪将军刘汝魁统兵由长垣抵滑，城遂陷，逼勒各绅衿捐助有差。
三月二十日，伪官刘三晋至，复勒逼各绅衿捐助银两粮草有差”
[48]。
江苏沛县在大顺政权徐淮防御使武愫抵任后，也出现“士绅栗栗，莫能保须臾”
的情况。
[49]
上面列举的事例说明追赃助饷是在大顺政权管辖区内普遍推行的一项重要政策，它同对农民的免除一切赋税相辅相成地构成大顺农民政权财政政策的核心，鲜明地体现了大顺政权的农民革命性。
有的史料在谈及大顺政权的施政方针时，正是把这两个方面联系在一起的，如康熙《邹平县志》记载，大顺县令抵任时“无兵卫舆从，惟单身骑驴，偕二骑卒，阳言蠲租，刑逼乡官，渐及富户，谓之追饷”
。
康熙《临城县志》也把大顺县令上任后的主要活动归纳为“索饷银，毁坊扁，免荒税”
。
至于在追赃助饷的政策下是否做出了统一的具体规定，因史料所限，现在还不大清楚。
比如对明代官宦之家进行追赃，据《山东通志》记载，大顺政权派了一名从事到济南府“为之催饷，司拷掠，万历以来宦家子俾助银，刑杖夹拶甚惨”
。
从事是大顺中央政权内六政府下面的职称，相当于明清六部下各司的主事。
既然是由中央派来宣布以万历为线，估计可能有一个大致的政策界限。
又比如在追赃助饷的做法和数额上究竟有没有统一的规定？看来差异是比较大的。
以北京的情况来说，刘宗敏和李友两人的做法就不大一样。
数额在各地更是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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