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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宗室人数的繁衍，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以陕西穷乡僻壤的白水一县为例：“嘉靖加派一百八十两八钱七分，万历加派七百三十五两五钱五分，俱系宗室日繁，剜肉医疮。”
[21]
俗话说“欲壑难填”
，明代的宗室并不满足于安享经朝廷之手榨取的禄米，他们还要直接占有庄田。
一般的书上常常列举潞王占田40000顷，福王20000顷，这是因为两藩分封较晚，一次赐田数字过大，地方官僚搜括不易，矛盾比较突出。
其实，历朝分封的藩王无不是极尽兼并之能事。
如周藩“有七十二家王子，田产子女尽入公室，民怨已极”
。
当时的人就说，“中州地半入藩府”
，“惟余芳草王孙路，不入朱门帝子家”
。
[22]唐王仅在南阳一县就占“膳田”
达22万亩；吉王的庄田在“长（沙）、善（化）两邑旧额八万亩，今入藩封者且七八十万亩”
，占这两县全部田地的十分之四。
封在山东济南的德王除了王府庄田以外，还侵占籽粒地3000顷，派出如狼似虎的王府校尉催解籽粒银，“足数之外，加添三倍，仍为未足，辄行墩锁拷挞，苦不可言”
。
此外，公侯贵戚、太监也倚仗权势侵占大批田地。
事实说明，明代后期的宗室和勋戚已经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寄生集团，把农民压榨到了髓干血尽的地步。
正因为如此，李自成起义军所到之处对明宗室勋戚采取的是连根铲除的政策：“贼破城辄先收宗人”
[23]，“惟宗室无得免者”
[24]。
攻克大同后“杀明宗室殆尽”
[25]，有的代藩宗室吓得改名换姓，不敢自认朱家子孙[26]。
张献忠在四川也是照此办理，“令各郡县起送王府暨家口数万人，皆杀之”
[27]；“捕蜀王府宗室，凡匿避深山穷谷者无不毕获，杀之”
[28]。
用温睿临的话来说就是“迨遭闯献之祸，屠戮几尽焉”
[29]。
大顺政权的这一政策实际上是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消灭全国最大的地主，这点，清初各地出现的大批所谓“更名地”
，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二）均田
在大顺政权实行的政策中，均田政策的材料是比较少的。
这是因为保留下来的有关史料不多，有待深入发掘研究。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朱由检等统治者的倒行逆施，社会生产濒于破产，人口锐减，到处出现无人耕种的荒田，大顺政权建立后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大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免除了明季苛重的赋税，土地问题相对来说不那么突出。
但是，大顺政权确实采取了一些均田的措施。
《罪惟录》中说，“谓五年不征，一民不杀，且有贵贱均田之制”
[30]；又说，“伪为均田免粮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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