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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河南新郑自十四年十二月以来起义军曾经“两陷城邑，三平雉垣”
[2]。
十五年二月攻克河南郾城后，“拆毁城垣”
[3]。
同年三月攻克宁陵，“垣堞拆毁”
[4]。
同月，拆毁虞城城墙，“贼发马一队至虞，掳人拆墙”
[5]。
同年五月攻克郑州，“驱我男妇毁我城垣……百雉之险不两日而拆如平地”
[6]。
采取这种把城墙拆毁的措施，说明起义军在洛阳易手之后，冷静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在没有从军事上取得对明政府军压倒性的优势以前，不可能在地方上站住脚，为了避免起义军胜利转移后，原来攻克的城池被明军再度据以抗拒，当然以拆毁城墙为妙。
到崇祯十五年后期，由于起义军三攻开封歼灭了大批来援的明军，又在襄城、项城先后击溃了明督师傅宗龙、汪乔年纠集的大批明政府军，起义军在军事上取得的光辉胜利使明政府已经没有力量来夺回河南被起义军占领的大片地区。
崇祯十五年八月奉朱由检之命督师的兵部尚书侯恂在《论中原流贼形势疏》里说，“寇患积十五年而始大，非可一朝图也。
由秦入豫，一败汪乔年、再败傅宗龙，而天下之强兵劲马皆为贼有矣。
贼骑数万为一队，飘忽若风雨，过无坚城，因资于我。
官军但尾其后问所向而已。
……今贼氛告迫，全豫已陷其七八……故为今计，苟有确见，莫若以河南委之”
[7]。
连当时的首辅（相当于首相）周延儒也“窘迫无策，但云弃之而已”
[8]。
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使李自成起义军有可能在自己占领的广大地区里站住脚跟，建立农民阶级革命政权的任务终于提上了日程。
从崇祯十五年后期起，李自成开始在河南中部和西部地区设立地方行政机构。
高斗枢在《守郧纪略》里记载了这一变化：“先是，张、李各贼每陷一城辄大掠以去。
至壬午夏秋，李自成、罗汝才每得一城辄分贼防守，且严禁抢掠，以笼络民心。”
过去有的同志把李自成起义军从流动作战到“守土不流”
看成李自成采纳了某些参加起义军的知识分子的建议，在政策上做了改变的结果，这是不对的。
因为政策的变化取决于客观形势，而形势的改观是靠起义军打出来的。
当然，在李自成建立地方政权的过程中，一部分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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