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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工作者的任务在于把被统治阶级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而绝不能跟在封建史家的后面亦步亦趋。
张国光同志在文章里宣称,“我们说,李岩是大顺军中搞宣传工作最有成效的一员,当然不是溢誉”
。
话既然说得这样肯定,那就请张国光同志拿出《剿闯小史》刊行以前,也就是传说中的李岩还在世上卓有成效地进行宣传工作的证据来,如果拿不出,那就只能是溢誉。
五、大顺军在北京期间的两位姓李的将领究竟是谁
张文中说我因为“疏于检索,又为否定李岩其人的成见所蔽,以至这些材料虽在眉睫之下,却不免视而不见”
。
接着,他在下文里列举了赵士锦、陈济生等人在北京的见闻录来证明李岩实有其人。
大顺农民军占领北京期间正在北京的明朝官僚和封建文人留下的记载里,唯一提到李岩的名字的只有赵士锦。
在他回到南方以后写的《甲申纪事》里虽然两次提到李岩,但通观全文他并没有见过李岩,也没有指出他的亲友或同僚中的任何一个人接触过李岩。
即便是在这部提到李岩的名字的著作里也同样没有后来许多书中详细描写的所谓李岩在京期间的活动。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时的目击者几乎一无所知的事情而后来的一些道听途说者却讲得那样津津有味。
在《质疑》一文中,我已经指出赵士锦两处提到李岩不能作为根据。
他关于李岩住什么地方的记载本身就很含糊。
至于他记李自成四月十三日亲统大军出征山海关时写道,“惟留李岩居东城,牛金星居朝中以为守备”
。
查一下他的《北归纪》可以知道他自己就是在同一天的早晨出城南下的,显然不可能得知大顺军领导层里的军事部署。
看来他在《甲申纪事》中写李岩守备京城是在离开北京以后才听说的,这就难免误信了讹传。
李岩上疏谏四事是人们常常引用的材料。
我已指出它最早出现于小说《剿闯小史》,只要有人能找出材料来证明《小史》的说法是有所本的,那么上疏一事自然可以成立,李岩确有其人也就不用怀疑了。
其实,上疏谏四事的不可靠,理由是很明显的。
举例说,四事之一就是文官追赃问题,要是真有这件事,当时在北京的明朝官僚必然最关心。
为什么他们却一概茫然,阙而不载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远离北京的懒道人却不仅知道这件事,连李岩上疏的原文以至李自成的批示都洞若观火,一字不遗呢?
张国光同志为了证明确有李岩而且李岩确实到了北京,把当时在北京的人留下的记载中提到姓李的将领一概指实为李岩。
为了辨明这个问题,我们只有首先弄清大顺军在京期间姓李的将领究竟是谁。
许多目击者的著作都提到大顺军进京后有两位姓李的将领,一位住在东城,一位住在西城,由于这些书的作者当时所处的境地不大可能弄清大顺军将领的名字,就常以东李都督、西李都督来区分。
有的书上把这两位姓李的将领写作李岩、李牟、李过,赵士锦则把其中的一位写作李大亮。
按现在查对的结果,这两位姓李的将领并不是传说中的李岩及其弟李牟,而是李过和李友。
史籍里关于李过和李友的来龙去脉是有可靠记载的。
李过在大顺军中的地位仅次于李自成、刘宗敏、田见秀,由于他是李自成的养子,故又称太子。
李过随军进了北京不仅在一些当时人的记载中有据可查,而且从《明清史料》收录的顺治元年的一个奏疏里知道在大顺军由北京撤退时李过是取道河北易县出紫荆关入山西的,而李自成率领的主力则是由保定、真定出井陉关入山西。
这就证明在北京期间的二李中确实包括了李过。
李友是大顺军的一位高级将领也有大量可靠材料证明。
崇祯十六年时他的职务是果毅将军,永昌元年在西安被封为武阳伯。
有的书中把他误记为李佑,又有的书因传抄不慎再误为李佐。
他随同李自成进了北京也有充分材料证明。
康熙《平阳府志》记载:“(崇祯十六年)十月,闯贼破潼关,陷西安。
十二月,分遣贼众履冰渡河,破吉州、乡宁等处。
贼将白鸠鹤、李友自荣河窃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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