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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战略是由内地隐蔽着的复明分子钱谦益、姚志卓、朱全古、贺王盛等人经过调查研究、秘密策划、东西联络后形成的，决策者是掌握永历朝廷实权的秦王孙可望，积极执行者是定西侯张名振等人。
只有弄清整个事件的背景和经过，才不致像目前所见各种史籍那样把张名振、张煌言的三入长江之役看成是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孤立行动，也不至于受亲郑文人的记载影响以为是郑成功决策发动了这场战役。
南明史籍中一种常见的偏向是以晚节定论，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历史的殿堂不等于忠烈祠。
清初反清志士王思任有一段话说：“可以死，可以无死，英雄豪杰自知之也。
英雄豪杰一死不足了其事，则可以无死；其事已了而死至，则可以死。
……使必以一死为贵，则死而死矣，何济人世事。”
[54]钱谦益、孙可望先后投降了清朝，大节有亏，自应遭到非议。
然而这两个历史人物都是非常复杂的，尊重历史事实就不能简单对待。
钱谦益在弘光朝廷覆亡的时候有苟且贪生之念固然是事实；但他内心里念念不忘恢复明朝，实际行动上多次冒杀身之祸从事反清复明活动，也不容抹杀。
如果抓住钱谦益1645年投降过清朝，短期被迫出任清礼部侍郎作为定论，那么，王之仁、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姜瓖等人都可以一笔抹杀。
孙可望的情况同钱谦益很不一样，他是实力派人物。
在1657年反兵内向进攻昆明以前，他处理内部事务虽有不妥之处，总的说来功大于过。
接管和改造南明永历朝廷，创造一个足以同清廷抗衡局面的是他，而且除他以外没有任何人做到过。
孙可望的缺点在于个人野心太大，特别是在对待永历帝和原来平起平坐的李定国、刘文秀的关系上举措失当。
迫使李定国率军由湖广南下两广，虽然在客观上开辟了抗清的新局面，但已经显示出孙可望“国主”
的权威运转不灵。
1654年他决策部署长江战役是颇具战略眼光的，如果能以大局为重，不论是由他亲自率领大军东下，还是委托刘文秀为前线总指挥，战役的进程必有可观，明、清双方的胜负尚难预料。
可是，在这关键时刻孙可望利令智昏，妄图推倒毫无防范能力的永历朝廷，结果激起李定国、刘文秀等人的抵制，蹉跎岁月，事机全失。
张名振、张煌言和钱谦益、姚志卓等人翘首以待的会合上游“秦藩”
之师夺取江南的恢复大计就此化为泡影。
南明之不振，关键在于从来没有一个能够调动全部抗清力量的权威核心。
清廷内部虽然也常有钩心斗角，但大体上能做到令行禁止，赏罚分明。
清胜明败，根本原因不是强弱异形，而是内部凝聚力的差异。
1654年南明发动的两场战役都是有可能取胜的。
在南线的广东战场上是西打，东不动；北线的长江战役是东打，西不动。
仗打成这个样子，还谈什么胜券。
查继佐在《罪惟录》里记载南明几个朝廷的覆败都归之为“天”
，其实，完全是人为的。
只要郑成功以主力配合李定国，广东必下无疑，尚可喜、耿继茂难逃孔有德的下场。
李、郑联军如能收复广东全省，明清局势就将大不一样。
长江战役中，明军在水师上占了绝对优势，又有清统治区内大批复明志士的准备接应，西面可以投入的兵力也相当多。
除了孙可望指定由刘文秀统军攻常德或岳州顺江东下以外，夔东十三家军队所处的地理位置极为有利，战斗力也非常强。
直到清军进占云南（1661年，顺治十八年）以后，张煌言还派职方司吴去郧阳同十三家联络力图扭转败局[55]。
上文也提及1654年长江战役时钱谦益同文安之有书信往来，那么，为什么夔东十三家的军队没有采取行动的任何迹象呢？看来也是拥明势力内部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同心合力，孙可望作为永历朝廷的实际行使最高权力的人物，没有做好协调工作当然要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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