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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显然，这是对孙可望的批评。
他奉劝孙可望应该满足于当好庙中住持、方丈的角色，不要忘乎所以，推倒殿上供奉的佛菩萨，自己爬上宝座，弄得不伦不类，信徒星散。
同时针对诸将有勇有谋，却只知“国主”
不知皇帝，提出要加强忠贞教育。
孙可望听不进去，一意孤行，在这年五六月间由贵阳返回昆明，企图举行禅位礼，黄袍加身。
关于孙可望在1654年（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五六月间，曾由贵阳赴云南昆明图谋称帝事，不仅在野史和地方志中有明确记载[50]，孙可望本人在途经安庄卫（今贵州镇宁县）白水河大瀑布（即黄果树瀑布）时观赏风景，亲自撰写了一篇《望水亭记》，其中说：
甲午（1654）夏，驻跸旧亭，临观赞赏，俄而潭水且涌数丈（黄果树瀑布下有犀牛潭），势若钱塘怒潮，喷云散雾，左右惊视，良久乃平。
或曰：此神犀之效灵征异也。
爰命所司选胜为亭，以备临眺。
亭成而胜益著，因记诸石，以纪厥异云。
又题其石壁曰“雪映川霞”
。
[51]
这就为孙可望在1654年五六月间确实途经安顺、安庄卫往返云、贵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刘文秀眼见孙可望做事乖张，内部既酝酿着一场重大的危机，自应以稳定政局为首务，“出师东伐”
的计划因此搁浅。
五月初七日，刘文秀“以单骑出历沅、靖诸营，遍观诸险阻，劳恤军吏，十日而毕。
又访求能知天文数术者，夏鸿胪言兴隆山中有隐士李石说星数有验，遣书往聘之。
李石至，密言一日夜，赠之衣金而归；复以夏鸿胪荐贤谢之金”
。
[52]这意味着刘文秀担心内变，一面加强同清方接境地区的防务，一面针对孙可望周围那些谄媚之徒编造的“天命在秦”
的“舆论”
加以验证。
六月，孙可望回到贵阳；七月初六日“大招讨刘文秀择日出师，由平越道，屯于天柱（今贵州天柱县，与湖南接境）[53]。
在以后的半年里，刘文秀毫无挥军入楚之意，原因很可能是担心孙可望发动宫廷政变。
孙可望同李定国、刘文秀之间的矛盾在永历朝廷内成了公开的秘密。
《存信编》卷五记载，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抚南王刘文秀驻川南”
。
同月二十二日，“简讨朱全古兼兵科给事中视师海上。
先是，甲午（1654）秋文安之密与全古曰：‘刘、李之交必合，众志皆与孙离，但未知事机得失如何也。
我当以冬还蜀，君可以春还吴楚上下流观察形势，各靖其志，无蹈危殆。
’安之寻遁入郝（摇旗）、李（来亨）营中，可望追之不得。
是年春，海上有警，行营吏部尚书范鑛请遣使宣谕姚志卓，遂命全古。
全古还吴，转渡江，由海门至前山洲，志卓已卒。
全古宣敕拜奠。
丁酉入楚报命。”
概括起来说，1654年张名振、张煌言等的三入长江是复明势力东西会合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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