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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的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的神话破灭之后，“人”
的形象失去了传统文学那种崇高美，从而沦为“非英雄”
或“反英雄”
。
20世纪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蕴含的是一种非理性人本意识，它是对传统的以理性为核心的人本意识的一种反驳，也显示了欧美文学在人文观念上的新发展。
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在“返回自然”
的追求中虽已露出了非理性的端倪，但还十分蒙眬，且其深层依然未割断与自由、平等的理想和理性主义的联系。
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对自由竞争中表现出来的人性中的破坏力深感忧虑，并开始怀疑理性对这种破坏力的制约能力，但最终都在人性复归、理性战胜恶欲冲动、美战胜恶的理性主义信念中找到生存的勇气与力量。
20世纪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不唯把浪漫主义的“返回自然”
推向返回原始的蛮荒时代，也即回到非理性状态——以非理性的“自由”
去反抗现代文明，反抗宗教理性、科学理性、政治理性和经济理性，同时也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人道主义理想与理性原则送上了非理性的审判台。
而且，在20世纪文学中，“理性”
拥有了更广泛的内涵，它往往指抑制人的生命意志（特别是非理性）的一切有形和无形的力量，它被描绘成罪大恶极的刽子手，是荒诞的、不讲理的、总是与人作对的神秘力量，如卡夫卡小说中人变成“甲虫”
，使人无法到达“城堡”
的神秘力量；海勒笔下的不讲理的“二十二条军规”
；萨特小说中导致人“恶心”
又难以将其摆脱的现实存在等，都是“理性”
力量的具体表现形态。
许多作家都站在反理性的立场上描写神秘的非理性和潜意识冲动给人带来的自由感，这就是20世纪文学频频描写病态、畸形、歇斯底里、性冲动、死亡、梦境、幻觉、长篇独白、内心回忆、白日梦、痴人梦等内容的重要原因。
因此，在20世纪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中，已很难听到以往文学那人性美的赞歌，这正是欧美文学人文观念转型的表现。
在对待物质文明的态度上，20世纪文学也表现出了更强烈的反抗性。
在20世纪文学中，“物”
被泛化为包括金钱、物质财富、科学技术、社会存在等多方面内容在内的整个物质世界，人与物的对立也泛化为人与除了精神世界之外的整个现代化物质文明的对立，人处在被文明普遍异化的状态之中。
20世纪欧美文学在表现人与物的关系时，着重表现人在物面前的无能为力和恐惧感，人已完全被物支配，物质世界已抛弃了人类，人处在一个难以理喻、无法把握和解释的陌生世界，人自己蜕变成了物，世界是荒诞的、非理性的，人类的生存失去了意义。
在艾略特的《荒原》中，物质世界使人的精神世界毁灭，世界也就成了生命死寂的“荒原”
，人要找回自己就必须返回远古的神话时代。
奥尼尔《毛猿》中的扬克象征着物质文明挤压下痛苦地寻找自身归属的现代人。
他往前走，面临的是更深重的异化，往后退，则被沦为禽兽；他寻找自我的过程，正是自我毁灭的过程。
他的悲剧说明，科学发达、物质丰富的现代文明社会使个体的人无法存在，人的价值等于甚至低于禽兽。
在尤奈斯库的《新房客》中，物威胁着人的生存，整个世界变成了物的奴仆。
劳伦斯的小说描写现代文明破坏了人的天然属性，使人的两性关系变得畸形。
品钦和冯尼古特的小说揭示了科学技术导致了人类自我毁灭的悲剧。
总之，20世纪西方文学表现了人在物面前的软弱与渺小——人的主体性、人的心灵被“物”
挤占后成了“空心人”
，人被自己创造的文明异化了。
因此，20世纪西方文学表现的人与物质文明的矛盾，归根到底是人的生命本体与物质存在、科学理性之间的矛盾；人对物质文明与科学理性的反抗，就是对人性的一种维护，其深层蕴含着非理性人本意识，表现了一种新的人道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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