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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欧美文学在人本意识上的变化，说明了这一时期欧美作家在“人”
的问题的探索上的创新与深化，表明了西方文学人文观念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作家找到了“人”
的问题的终极的和绝对正确的答案，也不意味着20世纪欧美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作家都是非理性的崇拜者。
非理性倾向是20世纪欧美社会的时代特征，20世纪欧美文学表现非理性人本意识，正是文学对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的一种“反映”
。
但“反映”
并不是文学与生活和人生之关系体现的全部，“反映”
生活也并不等于认同生活。
欧美作家在反映人面临异化的生存状况，并以非理性反抗异化、反抗现代文明、反抗理性主义文化价值体系时，对人的非理性本身又常常表现出忧虑、恐惧甚至否定。
他们真切地体察到了人的非理性内容并视其为人的生命本体，但对于回归原始状态、获得非理性意义上的“自由”
的人，又是充满忧虑的，极少作家将非理性支配下的混乱与无序的世界作为人生的理想境界去追求。
这正是20世纪欧美文学之危机意识和悲观情绪产生的深层原因，这种危机意识和悲观情绪中包含着更高的理想主义精神。
在20世纪文学非理性倾向的背后，隐藏着作家们对人的处境及命运与前途的理性思考。
20世纪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原本就保留着传统理性主义的信念，如罗曼·罗兰、高尔斯华绥、萧伯纳、肖洛霍夫等。
即使是典型的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其深层依然有着对更高意义上的理性的追求。
艾略特的《荒原》中，造成“荒原”
的是丧失精神与理性的肉欲，理性依然是对“荒原”
世界的评判尺度；卡夫卡描写的世界之荒诞的背后，有着对更高意义上的理性的追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欧美文学，追求理性的倾向更为明显。
50年代前的现代主义文学中那种更高意义上的“理性”
，虽然较之传统的理性有明显的不同，但其核心内容已露出了传统的基督教—人道主义信仰的精华与近代以来个性和科学思维相结合的趋向，这种趋向尚十分朦胧模糊。
50年代后的欧美文学中，这种结合的趋向已十分明显，欧美西方文学中的理性也就在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后进入到新的文化境界。
存在主义文学中的“自由选择”
和西西弗斯式的行动原则，表现了人在非理性的荒诞现实面前的高度的理性意识；荒诞派戏剧中对“戈多”
的等待，正是对新的“上帝”
重临的期待，也即对新的理性的期待；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守望者”
所要守护的就是人性的纯洁，也即人成其为人的理性原则；索尔·贝娄的小说描写物质主义环境下人对善与爱的追求。
可见，在经过否定之否定后，20世纪欧美文学出现了恢复对“上帝”
与“理性”
的崇敬与追寻的趋向。
不过，如前所述，这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上帝与理性了。
显然，50年代后的西方文学的人文观念，又开始朝新的方向发展了，这是传统人本意识在更高意义上的回归。
五
亚洲、非洲既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也是世界文学的重要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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