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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在欧洲中世纪后期表现得特别明显。
随着上帝“权力”
的畸形膨胀，人完全成了上帝的奴仆，人的主体性在上帝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此时，基督教沉重的十字架使人与自我本质分离，人性遭到了严重的压抑。
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人本意识已蜕变为神本意识，原始基督教对人性本质的理性追求最终走向了对人性的扼杀，基督教也就走向了人性的反动。
于是，对新的文化模式的追寻就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趋势。
二
中世纪晚期，教会使基督教走向极端，上帝成了人的异己力量，一些人文主义者就借用古希腊—罗马文化向它发起了攻击，于是，古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就形成冲撞之势，文艺复兴也就成了西方文化的大转型时期，从而带来了文学中“人”
的观念的重大变化。
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它的以人为本、以人权反神权、以人性反神性、以个性自由反禁欲主义等思想，是和基督教的文化内核相冲突的。
以人为本和以神为本，是文艺复兴运动中古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冲突的焦点。
以人为本，归根结底是要求以人性、人智取代神性、神智，从上帝那里找回人的价值、人的主体性，也即人自己。
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早期，人文主义思想是以古希腊—罗马的世俗人本意识为主体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对基督教文化思想的胜利，也就意味着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胜利。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艺复兴是一个文化转型时期，它将一度极端化了的人神关系，也即原欲与理性的关系做了调整，从而有了“人”
的觉醒与解放。
这是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适应性自我调整。
不过，需要特别重视的是，文艺复兴运动中既有两种文化对立与冲突的一面，同时又有互补与融合的一面；因而，人文主义绝不只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单一性延续与继承，更不是简单的重复，因为它同时又吸收了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中的合理成分。
原始基督教和《圣经》本身所倡导的仁爱、忍让、宽恕等博爱思想，体现的是宗教人本意识，它与中世纪教会宣扬的教义不能同日而语。
这种思想在本质上也体现了对作为上帝之造物的人的尊重与爱护，因而，它与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虽然并非同出一源，但却殊途同归，都是出于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维护。
这正是两种异质文化融合的契合点。
希伯来—基督教的这种博爱精神为人文主义所汲取，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中也就拥有了人人平等、仁慈宽恕等基督教观念，因而有其特定的人文性。
正是这种特定的人文性，既构成了希伯来—基督教传统与古希腊—罗马传统在文化内质上的对立与冲撞，又构成了两者的互补与融合。
所以，特别是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后期，人文主义又是古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结合的产物。
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这两种文化都是在人类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们各自都有其发乎人性、合乎人性和违背人性、危害人性的积极与消极因素，因而都有其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所起的积极与消极作用；它们当中任何单一的文化范式都不是人的本质的全面反映，因而也不是人类发展所需要的最合理的文化模式，只有两者的互补融合才是正确的选择。
文艺复兴运动便是历史为欧洲社会创造的一个重新选择文化模式的契机。
人文主义文学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的主流，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人文主义文学中所蕴含的“人”
的观念，正是这一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在文学中的不同形态的表现。
薄伽丘（亦译“卜伽丘”
）和拉伯雷是早期人文主义作家的代表，他们创作中的“人”
的观念主要是古希腊—罗马式的世俗人本意识。
薄伽丘的《十日谈》把人的原欲作为天然合理的东西加以描写，让人们去追求现世生活的无穷欢乐，表现出古希腊—罗马“原欲”
意义上的“人”
的回归与感性意识的觉醒。
拉伯雷的《巨人传》中，摆脱宗教蒙昧、智性能力得到开发的“巨人”
形象表明了人与神的易位，人智取代了神智，说明了人智的力量是无穷的。
小说中“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的名言虽不无偏激，但却表达了从宗教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人对自由的热切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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