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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薄伽丘笔下的“人”
所体现的更多的是自然原欲的内涵的话，那么，拉伯雷之“人”
的观念则呈“人智+原欲”
形态。
显然，后者对“人”
的理解更全面。
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是后期人文主义作家的代表，他们的创作既延续着早期人文主义作家的世俗人本观念，又在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中汲取了宗教人本意识的养料，“人”
的观念呈“原欲+人智+上帝”
的形态。
在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堂吉诃德这个通常被学术界称为人文主义者的“理想人物”
身上，几乎没有前期人文主义作家笔下的人物那种对自然欲望的强烈追求和个性主义色彩，他不是一个个性坦露、原欲冲动的古希腊—罗马式“英雄”
，而是希伯来式充满忧患意识、满怀基督之博爱的救世者。
但是，在与他相对衬的另一人物桑丘身上则表现出了执着于世俗利益，肯定人的自然欲求的希腊式价值取向。
因此，堂吉诃德和桑丘的融合才是塞万提斯式的人文主义。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成就的最高代表，如果说，文艺复兴确实如布克哈特所说的是一个“人的发现”
的时代的话，[2]那么，只有到了莎士比亚的创作中，这个“人”
才被发现得最全面、最丰富、最深刻，人文主义的内涵也才发展到了最完整的境地。
莎士比亚通过悲剧告诉人们：人的自由是有限的，仅有原欲的解放和满足并不能把人引向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人性也不仅仅体现在原欲上，而且还体现在其理性力量上；因此，人必须在自然欲求与社会道德律令、原欲与理性、出世与入世、个体与群体、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做出准确地把握。
莎士比亚的作品既沟通了人文主义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传统，又延续了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血脉，是世俗人本意识与宗教人本意识融合的典范。
由此，以肯定人的世俗的、原始欲望之合理性为起点的人文主义文学，到了莎士比亚这里，又融入了基督教人本意识，欧美文学“人”
的观念步入了新的境界。
17世纪的欧洲强调理性与秩序，这种时代精神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古典主义文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从而也使文学中“人”
的观念产生了新变。
文艺复兴运动一方面带来了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个性自由的片面追求造成了人的道德水准的下降和社会的混乱。
16世纪至17世纪中叶，西欧一些国家相继爆发内战和宗教战争，“自由”
与混乱相伴的社会现实使人们意识到理性、秩序的重要性。
在这种情况下，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高度集中统一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体现出了它的历史进步性。
在宗教信仰失去了原有的地位，早先的上帝远离了人间事务之际，人们希望像当时的亨利四世、路易十四这样的专制君王承担起拯救人类、造福民众的大业，给社会以理性与规范，给失去了上帝之依托的人带来一份安全感。
这些君王在人们的精神心理上成了“人间上帝”
或“肉身的上帝”
。
这种“王权崇拜”
固然使公民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个性自由，但被神化的“人间上帝”
毕竟是人自己，因而这是人对自我拯救而非上帝拯救的一种乐观与自信，也即对人自己的乐观与自信。
从这种意义上看，16、17世纪的“王权崇拜”
与专制主义也具有人的解放的意义，这是文艺复兴以人权反神权的思想文化运动在政治领域的延续。
正因如此，人文主义文学和古典主义文学都崇尚“古典”
，并且，前者侧重于古希腊，后者侧重于古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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