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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文化有某种叛逆性。
文学对人的现实关怀，主要并不体现在强化人的理性上，而在于使人的自然生命获得自由与解放。
文学和美让人获得一种精神自由，从而使人依恋人生、热爱生命，这是文学所拥有的人文情怀和特殊社会功能。
因此，肯定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原欲型文化内质，并不是就对古希腊—罗马文化中的理性精神视而不见，也不是就认为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完全没有理性因素，而只是从相对的和比较的意义上把握这种文化或文学的主导面，以区别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与文学的本质特征。
希伯来—基督教文学是欧洲文学的又一源头，其中蕴含的“人”
的观念，经由中世纪文学对后来的欧洲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我们把《圣经》作为希伯来民族的神话与史诗去理解时，其间我们很难看到希腊神话与史诗中那充溢灵性与原始欲望的神、英雄与人。
在那里，有的是“神化的人”
，而非古希腊式“人化的神”
；是“人向神的提升”
，人的主体性的萎缩，而非希腊式的“神向人的下滑”
，人的主体性的高扬。
希伯来神话世界是一神的，而希腊神话世界是多神的。
后者的众神与人同形同性，并经常与人交混在一起，参与人世的纷争，与人一起同欢喜，共悲戚，有着鲜明的世俗化倾向。
身为宇宙的最高统治者，宙斯和众神一样有人的七情六欲，甚至比一般的神更放纵自己的原欲。
与之相反，上帝则几乎不拥有人的原欲，而仅仅代表着人的原欲的对立面——理性，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极端化了的人的理性的化身；而人身上则普遍存在着原欲，或曰“恶”
，于是，人与神在本性上反向极端化之后形成了分明的对立——人永远有罪。
由于上帝身上根本不存在属于人的那种原欲，因而他不像古希腊神话中的神那样与人同形同性，而是抽空了人的血性的一种精神与理念存在。
所以，作为一种神话形象，上帝因其与人的原欲的对立与排斥而丧失了艺术形象赖以成活的人性的自然根基，丧失了艺术形象应有的人的血色、人的生命活力，进而丧失了艺术的魅力。
由于上帝（神）的力量的无比强大和无所不在，又由于所有的真善美以及人的希望都集上帝于一身，希伯来神话中的英雄们都追随上帝，以上帝之神性价值为标准，因而，他们在总体上缺少希腊神话中英雄们那种自由意志和原始野性；他们不是人化了的神，而是神化了的人；他们往往因神性的附着和原始生命力的销蚀而显得威力无穷，而不是因人智的充分施展、原始生命力的外现而显得神通广大，人的原欲被来自于神的那种理性制约着；他们的形象虽显示出了神的崇高，却缺少了人的生命的灵性与活力，使人性变得苍白与贫乏，也就少了几分艺术的震撼力。
《旧约》中的《出埃及记》讲述希伯来人在摩西率领下冒险逃出埃及，重返故土迦南的故事。
这是以色列民族的第一次远征，就规模与气魄而言完全可以同古希腊传说中的特洛伊战争相媲美。
特洛伊战争起因于金苹果与海伦之争，而以色列人的远征是为了摆脱奴役、重返故土、获得自由与解放。
也许，后者的原因解说更合乎历史事实，但作为文学，似乎无须这种貌似真实的历史性解释，而那种神话式的解释反倒更能提炼出文化的和人性的蕴含。
金苹果与海伦在根本上是人的原欲的象征，原始的战争直接与人的原欲相关，这不能不说更合乎历史事实和人性之真。
因此，剔除了原欲成分的关于以色列人的远征的历史性解说，只能说明这种文学传统中体现出的是排斥原欲、崇尚理性的希伯来文化模式和宗教人本意识。
在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中，“灵”
取代了“肉”
，在关于“人”
的理解上，与古希腊文学表现出了明显的分野，“神—理性—人”
呈三位一体之势，其文化内质是宗教理性型的，体现的是宗教人本意识。
此外，摩西这一形象又有阿喀琉斯等希腊英雄们所不具备的品质：自我牺牲精神，对民族、集体的责任观念和民族忧患意识。
这些品质，同样是理性意识的体现，是人向上帝的提升。
这种群体本位的观念在销蚀了狭隘的民族意识乃至民族偏见后，又发展为一种拯救人类脱离苦难、爱整个人类的世界主义和博爱主义。
这种世界主义和博爱主义精神是宗教人本意识中极具人文性和积极意义的成分。
总之，重视人的精神与灵魂，重视对彼岸价值世界的追求，强调理性对原欲的限制，是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之文化价值观念的主导倾向。
这种尊重理性、群体本位、崇尚自我牺牲和忍让博爱的宗教人本意识，是后世欧美文学之文化内核的又一层面。
当然，当世俗教会把基督教精神推向极端之后，上帝就成了人的异己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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