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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怀着流亡者的悲哀，但他已认识到不能“哭丧脸”
，而要为故乡的命运去斗争。
一九三一年初爸爸来到上海后，见到他在东京时创造社的诗友冯乃超。
那时乃超叔叔是左联的主要负责人。
于是他通过乃超叔叔参加了左联。
爸爸在左联积极领导了诗歌组的工作，并与任钧、杨骚、蒲风、柳倩、白曙等组成了中国诗歌会，还出版了会刊《新诗歌》，提倡新诗歌的大众化和为现实革命斗争服务。
为此，他于一九三四年夏被捕入狱。
出狱后，由于有特务监视，爸爸不得不闭门翻译，整理文稿，不与外界联系。
一九三六年前后，随着抗日**的到来和全国政治空气的活跃，当他又能从事左翼文化活动时，他是多么的喜悦和兴奋啊！
正像爸爸在《七年流亡》中写的那样，这时，由于“在荒凉的祖国里”
，“燃起了民族解放斗争的火光”
，他的“流亡者的悲哀，转成了一个盗火者的欢喜”
。
他积极配合抗日斗争的需要，开展了新诗歌运动，在上海法租界的我家的住所，重又成为爸爸和他的战友们聚会的地方。
他们在一起创作鼓舞军民抗日的诗歌，编诗歌街头墙报，成立了中国诗人协会。
我还记得在撤退到武汉后，我家住在海月庵时的活跃气氛。
那时，爸爸和原中国诗歌会的杜谈、宋寒衣、柳倩，
中国诗人协会的厂民（严辰）以及在武汉新结识的锡金、叶平林等组成了时调社。
他们在一起编诗刊《时调》、《五月》，搞诗歌朗诵，记录民歌……我家那两间小屋里，总是充满了诗人们的欢声笑语。
由于那时我还小，在许多来客中，只记住了杜谈和锡金叔叔。
因为杜谈叔叔那时还没有爱人，大家老开他的玩笑。
锡金叔叔在和爸爸一起编《时调》、《五月》的工作中，承担了大量的任务，为《五月》写编校后记的“C.K”
就是他。
那时，他经常来我们家，是年轻而活跃的一个，爱戴顶没有“把儿”
的法国小帽，老爱逗我玩。
那会儿，对于大人们的谈话我是不懂的，但他们为了使诗歌大众化，更好地宣传抗日，在给一些曲谱填词时总是反复哼歌，对于这些小调和歌曲，至今我还记得。
那首用湖北民间小调填写的《八杯茶》：“二杯茶呀，敬我的妈呀，我去当兵你莫怕呀……”
；还有那首用外国曲子填写的：“……十八岁的姑娘貌美年轻，跟着队伍同向前行，队长回头向她来问：‘小姑娘啊，你来做甚？’‘请你不要管吧，队长先生，送我爱人去上前线’”
。
爸爸和他的诗友们兴奋喜悦和蓬勃活跃的心，使时调社的活动颇有影响。
乃超叔叔去三厅工作之前，曾给《时调》写过文章。
柯老去延安前，也曾参加他们的朗诵活动。
据方殷叔叔说，一九三八年夏，当他离开延安赴武汉时，柯仲平同志作为陕甘宁边区文协的负责人，曾要他到武汉后找穆木天联系，设法把《时调》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扩充，使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新诗歌运动沟通起来。
但方殷叔叔到武汉找见我父亲时，已开始从武汉撤退，因此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一九三八年夏秋之间，我们全家取道广州、香港，坐海船到越南的海防，经河内，到达昆明。
而对着云南的苍莽高原、雄伟群山，眼见大后方人民的抗日热情和革命觉醒，爸爸感到无比的欣喜。
他写下了《初踏进牧歌的天地》、《七年的流亡》、《昆明，美丽的山城》等热情澎湃的诗篇。
记得在一九四○年中，离开云南前后，爸爸常爱讲当时流传的一个笑话：住在越南的一个法国人，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轻蔑地对当地的一个华侨说：“你们中国人，只能用筷子抗战，能抗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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