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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以后，法国在德国法西斯发起进攻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便投降了。
这时，这位华侨又碰见了那位法国人，他问道：“我们中国人用筷子抗战都抗了三年了，请问你们是用什么抗击德国的呢？”
每说完这个笑话，爸爸自己总要哈哈大笑一阵。
在这笑声里，包含着多少自豪和**啊！
然而，在后来抗日战争困难的年代里，当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对人民实行法西斯高压时，我们家的气氛则又是另一样了。
那时，爸爸的悲哀、欢喜，都化作了愤怒。
一九四○年下半年，皖南事变前夕，当我们家住在桂林花桥附近的施家园时，爸爸和他的朋友们经常谈论的是国民党如何闹摩擦，不打日本。
我在一旁听着，在大人们情绪的感染下，也十分愤慨，便天真地说道：“爸爸，给我多吃一碗饭，我一个人也要打日本鬼子去！”
因此，爸爸在一九四○年年末写的《寄慧》中有这样一段：
“如同朝雾笼罩在北江上，
忧郁罩在我的心里，
但是，如同太阳撕破江上的浓雾一样，
我要用愤怒的战斗的火，
烧破我的忧郁。
慧！
请你叫立立大喊一声吧：
“爸爸！
给我多吃一碗饭，
我一个人也要打日本鬼子去’！”
在这以后，爸爸一直是愤怒的。
一九四二年，中山大学闹学潮时，学生们经常到我们家来，有时和我爸爸妈妈商量斗争的对策，有时哭诉特务对他们的迫害。
接着，爸爸妈妈便愤怒地退去了中山大学的聘书，到了桂林。
一九四四年，国民党在湘桂战事中大溃败，当官的比当兵的逃得快，当兵的比老百姓逃得快。
我们一家随桂林师范学院撤退到柳州，又沿邕江北上，准备去贵州。
然而，还没有到达贵州境内，日寇已打到独山，我们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眼看桂林师院也难以维持下去。
哥哥看到家里的困境，另找出路去了。
爸爸妈妈便带着我，和桂林师院师生一起在桂黔边境邕江两岸的山水之间辗转流离了半年多，最后于一九四五年春到达贵州平越。
抗战胜利后，面对着美军的横行和国民党挑起内战，爸爸更加愤怒。
抗战胜利一周年时，在《真令人回答不出了》一诗中，爸爸写道：“一年了，胜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薪水涨了五六百倍，美国货越来越便宜。
美哉美哉，中华民国，马上就要美不胜收了。”
同年还写了讽刺诗《谢谢你，美国人！
》。
在《为死难文化战士静默》一诗中爸爸悲愤地写道：
“在这三分钟之间，
我数着那数不清的血债！
一篇篇的血债，几时才能清算呢？
我恨不能象原子弹似地一下子炸开：
我心里充满着要说却说不出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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