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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优秀的网络作品都出版成书了，有的甚至拍成了电影，比如说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以及《失恋33天》。
所以，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非要泾渭分明，非要给它们分开阵营不可，没有必要。
文学只有好文学和坏文学之分，就像我前边说的纯文学，哪儿有“纯文学”
和“不纯文学”
的分别啊。
文学并不仅仅是工具，甚至也并不总是“作品”
，在本质上是一种生存方式、生活态度、生活内涵，是生命赖以支撑的信仰。
宋扬：我之前看到一篇文章，其中说“现在的社会根本出不了一部好文学作品”
，还有的说现在人们只追求利益，这个社会被物质异化了，人们不再需要文学中的东西了。
那么您觉得，是这个社会没有为文学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还是看些作家没有一个敏锐的触觉？
柳建伟：20世纪初说是“三千年未遇之变局”
。
我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过去三十年以及未来三十年比那个变局更深刻。
社会变动这么剧烈，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变化这么剧烈，各种社会元素交流交锋这么频繁，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社会变化的这种丰富性，恰恰是文学最愿意表达的。
历史上大文豪所处的时代，比如巴尔扎克时代的法国，屈原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以及杜甫、苏轼所处的时代，我认为这些时代的内在精神气质跟现在的中国社会是一致的，都不是颓废的。
虽然现在有那么多的问题，但整体上社会是有一种健康的东西在往前走，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会这么判断。
如果说一个作家非要判断成别的，写出的东西就把握不住这个时代。
好的作家要能站在这个时代之上，观察这个社会，能够超乎其上，而后入乎其里，从根上拉住中国社会进程的主干往前走。
而有些作家对当代中国的认识不够，视野窄，胸怀不够大，学养和准备不是太充分，这就导致对于时代的把握上有些畏首畏尾。
文艺有意识形态属性，从政府的角度看，担心一旦放开会出现问题。
从高层来讲，希望能有深刻地、全面地、准确地反映这个时代的大作品，人民也需要。
问题在于，在操作层面上，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的心态。
譬如在出版行业，作家可以随便写，但是出版社不能随便出。
当然了，你要是一个骂派，说“烂掉吧，烂掉吧”
，那也是没有准确把握时代。
所以现在，有一些人在面儿上，漂浮着的歌功颂德、溜须拍马的东西多一些。
所以这个问题的产生，并不是时代的原因，像这样的时代，是应该能出十部二十部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响当当的作品。
宋扬：今年我们评四年一届的茅盾文学奖，欧洲那边也评了一年一届的诺贝尔文学奖。
一般这个时候我们难免发出疑问：为什么中国的文学精品在世界文学界没有市场呢？我想问您，是中西文化视角的差别呢，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
柳建伟：我觉得，所有的评奖都有“屁股决定脑袋”
的现象，诺贝尔奖确实像你说的跟咱们有文化差异、意识形态差异，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我们中国那么大，有十三亿潜在的读者群，我们没必要非得让诺贝尔文学奖评价体系给质量认证一下。
前面说了，我们自己还没把自己的时代弄明白，考虑那个的话意义不太大。
我把一百多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分成三类，一类是真正的大师，一类是以政治等原因莫名其妙得的，还有一类是凭借优秀作品得奖的优秀作家，而且这一类占绝大多数，真正的大师是占少数的。
这是我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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