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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名词进入90年代后，在中国文学的批评语境里，身份似乎有点尴尬，有时候甚至带些贬意了。
当然，这是人们对那种“政治大于文学”
的轰动效应的一种反拨或反思。
对这种现象，我也曾提出过一个“公式”
，即轰动的广度与震动的深度成反比。
所谓震动的深度，指的是对时间或历史的穿透。
但是，李存葆的作品不在此列。
即便是有着浓厚政治色彩的“花环”
，虽然趟“政治雷区”
是引爆轰动效应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但它深深感动过亿万读者和观众并且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梁三喜、靳开来、韩玉秀这样的典型人物的命运，以及像“欠账单”
这样能传达出“人民——上帝”
的作家心声的经典细节。
那么，今天李存葆散文引发人们强烈兴趣的又靠的是什么呢？
柳：首先，是题材的选择，李存葆总是自然而然就找到了那些和人民大众易于沟通的题材，无论是黄河断流（《大河遗梦》），还是山西的大槐树（《祖槐》）；无论是闹土匪（《沂蒙匪事》），还是斗蛐蛐（《国虫》）；无论是“西厢记”
（《飘逝的绝唱》），还是关云长（《东方之神》），这都是中国百姓耳熟能详，或极为关切或颇感兴趣的人物或故事。
这一点就保证了它的受众面的广大。
其次，作家在这里或以小见大，或借古喻今，总是适时地说出了人民群众想说而又说不出的心里话，从而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共鸣。
朱：正是因为如此，李存葆才在当下散文界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定位，并以此区别了那些冲淡平和的闲适派，那些博学古雅的学者型，他以他的人民性为自己的散文创作奠定了一块坚实的基石，赢得了广阔的覆盖面。
我想，无论持何种文学观的作家，总不会反对有更多的读者来阅读并且喜爱自己的作品吧。
但要做到这一点，恰恰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在这方面，李存葆散文的成功给了同时代作家非常有意义的启示。
时代性：李存葆散文之风貌
柳：在任何时候，时代性都可以说是文学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时隔二十年，当我们重温《高山下的花环》时，还能感到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那些新旧时代相交时的社会现状，那些还没有瓦解掉的旧观念的桎梏，以及它在新时代造成的种种羁绊和悲剧，都在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以说，《高山下的花环》，是后人认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重要实证之一。
朱：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回避《高山下的花环》和它同时代的许多轰动一时的作品，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关系太过亲密这一事实。
李存葆由小说而转向散文的创作，显然包含了对自己过往小说的某种反思，也包含了对当下文学性与政治性或时代性关系的新的认识。
柳：但我们在他的散文创作中，看到的是强烈的入世精神，浓墨重彩书写时代变化的指向，并没有因此而有所削弱，甚至还加强了，因为作者阅历、视野的改变而加强了。
朱：宏观而言，在二十年的文学实践中，李存葆是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求变。
不变的是指他始终坚持人民性的基本立场和追求时代性的精神特征；变的是从“政治爆破”
转向了文化关照，从对当下中国现实问题的紧密跟踪转向了对人类未来生存困境的终极关怀。
或从鲸群自杀（《鲸殇》）开始，或从黄河断流着眼（《大河遗梦》），或从吟咏崔张之恋出发（《飘逝的绝唱》），或从解析“东方之神”
的成因切入（《东方之神》），关注的是后工业社会中的环保问题和人类社会的生存危机，抓住的是现代文明进程中人的异化的普遍焦虑，表达了一种大忧患和大思考，比“花环”
中所传达的“位卑未敢忘忧国”
的情怀与眼界更加阔大，比“坟茔”
中所表露的政治反思与社会批判更见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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