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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虽然说，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散文热的大环境已是时过境迁，但是李存葆却凭着他强悍的个性单打独斗，为自己的散文闯出了一方天地，仍然保持了一个热度不低的小环境，甚至可以说在一定范围内创造出了轰动效应。
我可以从获奖、排名、转载和社会反响等四个方面举例来印证。
第一，李存葆单篇散文近年来已连续获得了第一、二届全国“韩愈杯”
散文大赛一等奖和首届“孔子杯”
散文大赛一等奖，以及《十月》文学奖等，《大河遗梦》又刚刚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
第二，在广有影响的连续四年来的“中国散文年度排行榜”
上，李存葆都赫然在列，甚至名列三甲，不久前，《大河遗梦》还被台湾、香港评为近十年来十部最佳华语散文集之一。
第三，《鲸殇》《大河遗梦》《祖槐》《沂蒙匪事》《国虫》《飘逝的绝唱》《东方之神》等平均单篇三万字左右的大制作基本都在《十月》隆重推出，而且无一例外都被《散文·海外版》在显著位置转载，其中部分还被《新华文摘》和《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并被收入各种年度选本。
尤有意思的是《中篇小说选刊》，为飨读者，抢占市场，竟然不顾体裁的局限，看中一篇选用一篇，与此相映成趣的是，读者不仅不对这种明显“犯规”
的行为提出异议，反而热烈欢迎。
经由读者投票选出的年度最佳中篇小说中，《祖槐》《沂蒙匪事》都以多票当选，编辑部不得不另设“特别奖”
来化解这种愉快的尴尬。
第四，说到社会反响，我仅举一例。
2000年，《飘逝的绝唱》在《十月》发表后，山西省运城市《运城日报》连载，不经意间造成报纸脱销，加印不及乃至复现当年《高山下的花环》洛阳纸贵、竞相传阅的盛况。
更让人始料不及的是，接踵而至的五一长假，多年来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普救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观光大潮，当地政府在惊喜的被动中看到了文学的力量，对李存葆心存感激，事隔一个月，市长专程赴京聘请李存葆为运城市文化顾问。
这是当代文坛的一段佳话，也是李存葆散文创造的一个奇迹。
柳：你从四个方面的举例说明，确实很有说服力。
也许从某个单项比较，能和李存葆相抗衡者还不乏其人，但这样从圈里到圈外，从学者到百姓，从文坛到社会全方位的覆盖，恐怕还少有人能做到，这种李存葆散文现象确实值得研究。
朱：其实还不仅仅是散文，从80年代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到90年代初的报告文学《大王魂》《沂蒙九章》，再到今天的散文，李存葆总是一文既出，必有轰动效应，尤其是能把散文写得雅俗共赏，老少皆宜，其中必有奥妙，我粗略研究的心得是，李存葆散文和他的其他创作一样至少具有人民性、时代性、民族性这样几个特性。
柳：我深表认同，而且认为还需要加上一个艺术性。
人民性、时代性、民族性和艺术性是李存葆散文的基本特征，而且也包含了文学的根本精神。
人民性：李存葆散文之基石
朱：文学作品要不要体现人民性，人民性能否构成判断一部作品的重要标准，确实是一个需要重新讨论的问题。
自19世纪别林斯基提出文学作品中的人民性这个概念后，对人民性重要性的认识，不同国度的文学，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文学，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也直接影响到了文学自身命运的兴衰。
仅以我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实践为参照，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作品中包含的人民性的浓与淡、多与寡，直接关乎到文学的整体性和生命力。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人们在谈到文学失去轰动效应，谈到纯文学与公众的日渐疏离等问题时，多半是就文学论文学，在技术层面纠缠不清，而对它的内在精神，比如是否体现了人民性这样的重大问题都往往视而不见。
其实，人民性在我们的文学作品里的逐渐流失与淡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愈演愈烈的结果只能是加剧文学在图像时代的颓势。
柳：人民性的缺失的确是个严重的问题。
这么多年来，我们确实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这个根本的问题。
“二为”
方向倒是每天在讲，但它的约束力，特别是对作家内心的约束力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少作家在这个根本性问题上迷失了自己？大概没有人能回答。
所以，我非常看重李存葆作品中一贯表现出来的浓烈的人民性。
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关注着中国社会的主体部分，不管是以前写小说、报告文学，还是今天写散文，他的目光从来没有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关注的事情上离开。
一个作家只有长期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他才可能与人民群众患难与共、休戚相关，也才可能成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因此，他的作品才可能永远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和喜爱，获得那个时代的轰动效应。
朱：“轰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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