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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的散文比他的小说获得了更为广阔的自由度、表现空间和思想内涵。
柳：这是作家和社会一起发展成熟的一个例子。
朱：在李存葆这一批散文里，体现着作家很大的企图。
他希望从文化的切面进入，重新认识文化和开掘文化，并最终重铸文化。
柳：他选择的仍是当下充满生命力的文化因子。
这和其他的文化散文作者的选择是有区别的。
不管是认识文化、开掘文化，还是重铸文化，李存葆总是从当代社会出发，然后对中国的某种有悠久历史的文化传统进行梳理，最后再表达自己的见解。
和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相比，李存葆更重视现实指向性，余秋雨则更重视对一种曾经辉煌的文化现象进行梳理。
《飘逝的绝唱》《祖槐》《东方之神》和《苏东坡突围》《抱愧山西》《一个王朝的背景》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
李存葆散文的现实感之所以比余秋雨诸君更加鲜明，原因仍在于他对时代性的执着追求。
民族性：李存葆散文之魂魄
朱：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来谈民族性问题，我想先得澄清几个概念。
首先就是“全球化”
，我理解“全球化”
只是“地球村”
的另一种表述而已，随着网络时代、信息时代的到来，整个地球、整个人类社会相互之间的联系只是更加密切、更加便捷而已，并不是一律化、统一化的意思。
当然，在这种背景下自然也有趋同的地方，比如说“经济一体化”
，就是在统一的游戏规则下从事经济活动，大家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就得按规则办事，这是“一体化”
，这个“一体化”
还可以包括科学技术等内容。
但这恐怕不能笼统地包括文化尤其是文学。
文化（文学）更需要的应该是多元化，这是由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的历史积淀、审美习惯等造成的，更多的是由文化（文学）强调个性、突出创新所决定的。
越是全球化，就越是需要文化（文学）的多元化，形成互补，才能相映生辉，共存共荣。
还是鲁迅先生那句老话，“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
。
纵观20世纪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凡是以牺牲民族性为代价、以企图迎合某种潮流的文化努力都是徒劳的。
相反，只有弘扬民族个性的文化坚守，才能赢得世界性的认同和尊重。
20世纪中叶的拉美文学爆炸和近二十年来中国文学的曲折道路都证明了这一点。
李存葆在散文创作中对民族性的坚守和追求，恰恰是体现了一个中国作家在当下的历史方位中的良知与清醒。
柳：李存葆散文的民族性，首先体现在题材选择上，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都表现的是中华民族最有特点的东西。
《祖槐》写的是中国人血缘情结，《飘逝的绝唱》写的是中国式的爱情观。
《沂蒙匪事》写的是中国特色的匪患。
《国虫》里展现的是中国的斗蛐蛐史，在世界上也是独有的。
《东方之神》所揭示出来的关公现象，别的国度也根本不会出现。
而且，我们又不能不叹服他对国民性体察的细微和准确，对中国文化精妙之处独具只眼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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