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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黄钟大吕之音——与朱向前谈李存葆散文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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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朱向前谈李存葆散文特征
柳建伟（以下简称柳）：近年来有不少重要作品值得大家予以特别关注的。
如去年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一届学员中，就有两部作品足以写入中国当代文学史。
一部是莫言的长篇小说《檀香刑》，一部是李存葆的散文集《大河遗梦》。
这两部重要作品先后问世在去年年初和年底，至今都有一段不短的时间了。
虽然陆续有一些评论，但总体说来还是不够热烈，与这两部作品的价值和分量很不相称。
朱老师，您作为他们的同班同学，又是批评家，也对他们做过长期的跟踪研究，您对他们的新作和这种“作品大于评论”
的现象有何评价？
朱向前（以下简称朱）：应该说，这两部重要作品对这两位重量级的作家而言，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前者标志了莫言的创作趋向和艺术定位从借鉴西方、追随拉美，转向了回归本土、回归传统、回归民间；后者则标志了李存葆从一个军旅小说家蜕变成了一个学者散文家。
至于说到这种“作品大于评论”
的现象，我认为是既反常又正常。
说反常是因为，这两位小说家都曾经是20世纪80年代洛阳纸贵的当红作家，光《高山下的花环》单行本的发行量就突破千万大关，而当时评论和作品的关系是水涨船高，相互提升，相映生辉。
而今十多二十年过去了，两位作家变化的幅度和跨度之大是有目共睹的，理应获得评论界更加热烈和隆重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是不仅不复当年盛况，就连相比于当下某些商业或友情炒作的所谓“评论大于作品”
的“热评”
景象，也多少有些英雄寂寞之感，这是不免让人徒生扼腕之叹的。
说它正常，首先，是因为时代变了，当今中国已经由文本时代进入了图像时代，在音像传媒大举扩张的势头下，文学已退居次席。
其次，在一个文化多元、信息泛滥、生活方式色彩缤纷的当今社会里，因各种**造成的浮躁是一种普遍现象，能在这种浮躁中保持定力和清醒，坚持读书、潜心研究的人已经是凤毛麟角。
最后，作为莫言、李存葆这样的庞然大物，不作充分的准备也是不敢贸然开口的。
这既需要对作家做长期的跟踪阅读，又需要对最新文本作深刻解读，还需要对当今文坛的宏观把握。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其做出比较全面准确的评价和定位。
而且，观点形成之后，还有一个文字表述的过程，先需要心境，才能进入情境。
这一点对别人也许不成其为问题，但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大障碍。
比如李存葆的散文创作，近年来我可以说是最切近的目击者和见证人，许多重要作品我多是第一读者，每次都有一些感受和思考，但确实因杂务缠身，难以集中时间静下来系统梳理。
最近借《大河遗梦》的出版，又将其重温了一遍，理出了一些头绪，形成了几点基本看法，可也是难以字斟句酌形成文字，那么就借今天这个机会，我们先谈出来，首先表达我对李存葆的祝贺与喝彩。
柳：先可以宏观地做点比较。
依我来看，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能以散文形成重要话题的人并不是很多。
李存葆以他创作的一系列少则万言，多则近四万言的大文化散文，完成了这一时段重要散文作家形象的塑造。
《我为捕虎者说》《鲸殇》《大河遗梦》《祖槐》《沂蒙匪事》《飘逝的绝唱》《国虫》和新近面世的《东方之神》，毫无疑问是这一时段中国散文创作最值得珍视的收获。
可惜这一组散文集中发表在世纪之交的数年间，人们对散文的关注程度开始下降，多少有点生不逢时。
其实，回过头来看一看，几位主要散文高手也不过是靠三两本（组）散文立住的嘛，比如贾平凹的《商州初录》《丑石》，周涛的《稀世之鸟》《游牧长城》，马丽华的《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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