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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界的视若无睹，多半是因为自身的懒惰。
他们只喜欢远远地眺望植物林中那一根最高的枝条，两只耳朵都被交响乐的主旋律塞满了，再听不到使主旋律伟大的丰满的配器奏出的和声。
久之，他们的目光都盯在少数的几个人身上。
在一个民族艺术的成熟期，这种批评是需要的，但对当代的中国文学，或许就要无意地扮了刽子手的角色。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纪实文学、新潮文学，都曾经“伟大”
过，几年过去，也就不见下文了。
现在的批评家又被所谓的“新写实”
旗帜吸引过去，无人把阎连科归为新写实，就要让他自生自灭了。
阎连科的作品恰恰没那种一眼就可望见的最高的枝条，将来是会有的。
他是以整体来显示魅力的。
石破天惊的才华他不具备，眼花缭乱的手法也看不见，甚至从他的作品里无法摘录出一句话哪怕作为一个中学生的座右铭。
这样，他就无法得到只愿看你是不是丹凤眼的那种人的青睐。
必须让更多的人，连同阎连科自己认识他的那个世界的发展前景。
如果说，《瑶沟的日头》并没从质底上超越路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两程故里》在描写农村政治风云和宗法桎梏上，还无法望《古船》和《拂晓前的葬礼》之项背，我们尚且保留说话的权利，但对《横活》和《斗鸡》的独创性闭口不谈，我们是无法缄默的。
品评《横活》和《斗鸡》出现的史学意义还为时尚早，在这里，他进行了一次极富独创性的寻找。
鲁耀和倪清本这两个人物在传统小说中，只会在长篇小说中出现，他们属于通史而不是断代史。
如果要面面俱到地描写，鲁耀三十几年的汴京生活，倪清本长达一个世纪的斗鸡生活，稍不留心，就会朝对历史事件的反思滑过去，变成用人物去图解百年来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了。
固然，从认识价值上讲，是允许文学这么做的。
新时期文学的主潮多半以意义的深刻、主旨的新颖，与政治、文化、社会思潮贴合得紧密取悦世人。
对社会生活作出某种价值判断，必将丰富这个世界的意义，为人类提供价值选择的参照物。
近百年来，人类理性的自觉程度较之文艺复兴后的一两百年有所加强，对意义的寻找，对某种价值的表现也就随之流行并逐渐形成主潮。
萨特、加缪的文学是对一种意义的发现，卡夫卡的小说是发现了原有意义的丧失。
危机感、焦灼感、启发性、教育性、忧患意识，把近百年来的几乎所有经典作品全部浸**了一遍。
这固然会使作品透出一些灿烂的理性的光辉。
对审美意义的追逐上，更多地去注意形式，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把系统论等自然科学成果引入批评，即是对近代文学作品形式变化的紧急追踪。
我国现当代文学自鲁迅始就无法避开这种世界性的潮头。
近年来文坛上风潮之涌的现实性是世界文学近百年来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
加上本世纪中国发生的两三次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称得上革命的变化，文学更加注重理性是必然的。
然而，文学始终没被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所扼杀或淹没，他们的联姻关系以法律条文加以保护，这样就有了另外的一种或几种操作。
近代人类理性的觉醒，是一种自由选择，而不是中世纪那种宗教性的强制。
弗洛伊德的出现使得近百年来的文学的非理性泛滥成为可能。
以此作为基石，无主题无意义纯形式也可以成为一种时尚。
感性和理性这个在文学艺术中本不应分出彼此的要素被割裂了，只有卡夫卡、福克纳等少数几个人是个例外。
排列在他们后面的作家追逐纯理性纯感性都是非此即彼的。
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大抵也可循出这样的脉络，具体表现为争名近利的理性和淡泊从容的自我感性世界的筑造。
阎连科步入文坛的时候，这两种作家的局限性都暴露无遗了，机械的理性主义和对其反动到矫枉过正的神秘主义都逐渐把读者失去。
所见作品像是专门给某一类人定作的，要么革命家，要么流言家，要么才子佳人，要么道学家，便是不迷信国外的月亮圆，抵制洋货、发掘国粹，也是把《红楼梦》单看成一部爱情小说，一部政治历史小说，一部禅宗的形象化注释，自己做出的东西，或是政治历史教科书，或是专给女中学生的特制催泪弹，或是床头必备的催眠的灵丹。
我们以为这才是当代文坛各领**一两年的根源。
一个清醒的后来者大抵能体味到领这种**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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