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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曲》中既是作者深刻哲学观念的形象化表达，又是结构的主线。
古希腊游记体裁小说的主要时空关系“道路”
，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但是，在但丁以后的许多年里，《神曲》表现出的长篇小说本质特征并没被他人认识。
“道路”
在中世纪一些写作小说的作家眼里，甚至在稍后一段时间里巴洛克英雄主义长篇小说的作者眼里，最初就是被当作重要时空关系对待的。
骑士们沿着“道路”
不断寻找爱情，巴洛克式英雄不断踏“道路”
去渴望传业，其实都可看作对世界出路的种种寻找。
可是骑士们一次次在“道路”
上遭遇**，英雄们在“道路”
上建立一桩桩业绩，一方面与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无涉，另一方面又无法望传说中的神话英雄之项背。
在这一段长篇小说历史中，“道路”
的重要情节作用被特别重视了，它在古希腊游记小说中（如《萨蒂利孔》和《金驴》）连接空间的作用被改变了。
但这种强调“道路”
的作用与现实生活的尚无路可走，相距太远，其借喻的意义就过于纯粹，常以有头有尾的完整性和完成性显示，无法体现长篇小说表述未定型现实的未完成性特征。
这漫长的一千多年里出现的长篇小说，除一般被当作长诗的《神曲》，绝大多数没能表现出这个黑暗时代存在的，面对严酷现实而无法直接表述的普遍哲学观念与政教合一时代时空关系的现实对应物间的对位关系，也就没留下一部长篇小说这一大型体裁的典范可以传世。
从本质上说，这些长篇小说不属于古希腊时期诞生的体裁传统，很快被人遗忘便不可避免了。
只有在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开始之后，“道路”
作为时空关系的全部意义才能展示出来。
“在16至17世纪之交，堂吉诃德也上了路。
为了在路上遇见整个西班牙，从走向风车的苦役犯到公爵，这条道路已被因历史时间的长河、时间进程的痕迹符号和时间的特征所充实。”
时间因素的进入，使得“道路”
作为显露结构的时空关系与作者表现的普遍的哲学观念真正确立了对位关系。
全部的欧洲这时已彻底告别了中世纪，真正的狂欢又出现了，古希腊时期的狂欢式世界感受也被人们真正享受。
尼德兰时期大画家卢本斯的《甘尔迈斯》准确地表现着这样的现实：“在残酷的宗教战争以后，肥沃的法兰德斯受了长期的**，终于重享太平；土地那么富饶，人民那么安分，社会的繁荣安乐一下子就恢复过来，”
“粗野的本能不再抑制而尽量要求享受”
。
“卢本斯自己就体会到这个境界，所以在他大批描绘的鲜艳洁白的**上面，在肉欲旺盛的血色上面，在毫无顾忌的**中间，尽量炫耀生活的富裕，肉的满足，尽情发泄粗野的快乐。”
古希腊时期狂欢文学的强大精神，因社会土壤的神的相似再次焕发了出来并显示了新的意义。
《堂吉诃德》的意义，几百年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评说：“全世界没有比这更深刻、更有力的作品了。
这是目前人类思想产生的最新最伟大的文学，这是人所能表现出的最悲苦的讥讽。
假如到了地球的尽头问人们：‘你们可明了你们在地球上的生活吗？你们怎样总结这一生活呢？’那时人们便可以默默地递上《堂吉诃德》去，说‘这就是我给生活作的总结，你难道能因这个责备我吗？’”
拉伯雷《巨人传》中的巴奴日爱上了一个贵妇人，他在神圣的教堂向贵妇人求欢，遭到拒绝，于是他就杀死了一只**的母狗，把狗的**割下切成碎末，涂满了贵妇人的裙裾，贵妇人礼拜后出了教堂，便引来了全城六十四万零一条公狗。
寻找出路是这个时代普遍一致的共识，自由地展现人的行为和精神是人类的共同向往。
显然，古希腊时期形成的狂欢化的长篇小说的传统被拉伯雷和塞万提斯从精神与实体上都承继了下来，并为之赋予了新的内容。
虽然在拉伯雷和塞万提斯的世界里少了一些古希腊那种“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
（温克尔曼语），但对杂语特征显著的长篇小说中，由单纯、静穆到复杂、喧闹，无疑是一种成熟和发展。
作为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期，结构和作家表现的哲学观念间的有机关系被强有力地确认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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