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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这种对位关系在长篇小说中的重要性，是被19世纪以前的作家感知而不是认识。
古希腊长篇小说中的“广场”
和文艺复兴时期长篇小说中的“道路”
呈现的小说时空序列交叉地点的自我完整意义，连同它们外显出来的结构意义，以及作品中存在的足以准确表述那个未定型时代人类生存境况的素朴的哲学理念，都是自然而然表现的。
表现内容的客体地位十分显著，作家只要“摹仿”
现实就足够了。
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出自亚里士多德开始形成的诗艺学传统，对长篇小说产生的深刻影响。
《金驴》《苏格拉底谈话录》《堂吉诃德》《巨人传》，都像是随心所欲的产物。
不管是塞万提斯、拉伯雷，还是稍晚一些的狄德罗和斯特恩，都可以自由把握与即兴发挥，得心应手地让主人公的性格东扭西拐，显得十分的自然。
好像这些小说都犹如天成，只是偶然被小说家得到一样。
这个事实延宕了人们对作者表现的和哲学观念对长篇小说结构决定性意义的认识。
长篇小说也因为人们对它内在本质的尚且陌生而显得有些神秘和难以把握。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体裁未定型带来的必然。
亚里士多德的诗艺学诞生在史诗和悲剧完全成熟之后，因此才能完美而准确地从理论上总结出它们的稳定性的准则。
真正复杂而严谨的长篇小说写作艺术，只是到了19世纪才成为必须。
这种必须显然是长篇小说这一体裁逐步发展到成熟时期所决定的。
正因为长篇小说的写作艺术变得复杂而严谨，才使得长篇小说成为诸体裁的主导。
只有到了19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司汤达、巴尔扎克、左拉、狄更斯、列夫·托尔斯泰，时空关系的造型和情节意义的结构功能，才被真正认识到。
这些经典性的长篇小说大师，尽管向世界表达了各种完全不同的个性化的对未定型的现实的精彩描述，但却都显示出了长篇小说本质的共性特征。
长篇小说中的哲学观念与结构的对位关系变得空前醒目起来。
弄清楚19世纪长篇小说大量的共同生存背景，更有助于我们认识到长篇小说作为一种体裁的不能为时间改变的本质特征。
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回潮、启蒙运动，都已经成为历史，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已为多数人认同。
宗教改革的成功，也使得欧洲渡过了极可能发生的信仰危机。
英国的第一次革命，特别是法国大革命，把欧洲带入了工业文明的时代。
从前欧洲各国的封闭的、沉寂的半宗法状态，在卢梭、狄德罗的笔下，在拿破仑的剑和四处冒出的烟囱的打击下破碎了，从此走向了多民族、多语言相互交流的新状态。
达尔文《进化论》的发表，能量守恒定律和物质不灭定律的发现，使得牛顿完成的对世界的物理学意义上科学的解释的地位更加牢固。
总体上看，19世纪欧洲的社会表面，呈现出的是发展的、富裕的特征，表现出的是不变性和稳定性。
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基础上的哲学能广泛被人接受，他本人能享有世俗教皇的地位，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个世纪现实在结构上的稳固性。
黑格尔的《美学》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近代重写版本，并受到欧洲广大知识分子的普遍认同，这一事实预示着“艺术是现实摹仿”
美学主张和传统将重放异彩。
这就是19世纪长篇小说大师们面对的主要社会现实和主要人文精神。
虽然在这样一个世纪也出现了康德哲学养育出的叔本华、尼采，出现了杂糅黑格尔、费尔巴哈的马克思，但这些人的伟大只有推延到20世纪才被广泛认识。
青年叔本华和黑格尔同开哲学讲座，听众据说从未超过三个人这一事实，可以看作是新思想在19世纪的一种必然命运。
这样一个稳定的、各个阶层显然已经按部就班的社会，又因为人的欲望的火山的自由喷洒而显得未定型和未完成。
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创造性的实践，每时每刻都有新事物和新奇迹出现。
十几年前地位卑微的科西嘉走出来的拿破仑，不是已经在巴黎加冕当了皇帝么？他的军队的脚印不是差不多印满了全世界么？他极可能是在浴盆里口述的法典不也能很有效地维护世界的秩序么？长篇小说终于迎来了可以想怎么长就怎么长的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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